兩個文青的吐槽記憶

所謂晚清四大日記，這個品題應該是金梁首創，他編了一部《近世人物志》，匯抄四部日記中的月旦評，分系諸人，各成小傳，自謂“知人論世，發潛搜隱，實可補正史所不及”。有趣的是，四大日記主人中的李慈銘與王闿運，默默在日記裏互相吐槽，可為文人相輕這個永恒的題目添一些談資。

李慈銘（1829—1894），字炁伯，號越縵，浙江會稽人，四十二歲成舉人，再十年中進士，六十六歲考取監察禦史。王闿運（1833—1916），字壬父，號湘綺，湖南湘潭人，二十歲成舉人，終身不仕，七十四歲，以“湛深經術，淹貫禮文”，特授翰林檢討，入民國，任國史館館長。比較二人簡歷，可知慈銘“一生偃蹇”“浮湛郎署”（日記中語），垂老考取禦史，卻不想旋踵而歿。闿運則是少年成名，會試雖然不售，而文名藉甚，結交盡老蒼，儼然高大上，兼得長壽，居然國老。二人際遇也有相同的地方，一則“《儒林》《文苑》，胥為通儒”，一則潘祖蔭、李鴻章與張之洞是他們共同的好朋友。唯闿運自少年即遨遊於公卿間，從舊時代的權臣肅順、曾國藩，到新世界的偉人袁世凱、譚延闿，皆有交情，此則慈銘所不能比。以此，慈銘罵人特狠，“陷於匪人而不自知”（日記裏的自我批評），或可理解。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廿五日，張之洞請慈銘赴宴，飲酒論學，聽說同席還有闿運，慈銘“辭以病”。而前此的三月廿八日與五月朔日，分別在天寧寺與龍樹寺有兩場大局，闿運先後做了主賓與主人，慈銘亦皆與會。看來，闿運在派對裏給慈銘留下了很壞的印象，到了眼不見為凈的地步。

第二年四月初六日，慈銘完整記錄了對闿運的觀感：“王君之詩，予見其數首，則粗有腔拍，古人糟魄尚未盡得者。其人，予兩晤之，喜妄言，蓋一江湖唇吻之士。”之所以有這段評語，是因為之洞聊到當世詩人，特別欣賞闿運的“幽奧”與慈銘的“明秀”，至謂南王北李，“一時殆無倫比”。之洞是詩壇大鱷，如此許可，本應高興才對，慈銘卻認為之洞盡管是好朋友，在這個問題上確屬胡說八道，而當面不好意思直斥其非，回家不得不在日記裏記上一筆，否則無以泄其悲憤。而論闿運其詩其人雲雲，則表示在慈銘的心中，闿運不過是個混混，毫無可取之處。

至於“江湖唇吻”，具體是一副什麽嘴臉，可以參考張佩綸寫給李鴻章的一封信（佩綸是愛玲的祖父、鴻章的女婿）。其時，闿運致書鴻章，暢論夷務，鴻章將這信轉給佩綸，請提意見。佩綸才大如海，又講求新學，對闿運的信大不滿意，斥為“腐儒之經濟，門客之遊談”，並說闿運寫寫信打打秋風也就罷了，倘敢當面瞎說，“佩綸當手捉松枝，力折五鹿之角，令其目瞠舌撟而去”。佩綸說闿運是“腐儒”而為“門客”，只求討口飯吃，絕不能責以實效，這正是“江湖唇吻”之評的正解。再者，說闿運不諳洋務也就算了，信末，佩綸竟說：“篇中好用莊子。莊子大有作用，不是無用者。不但不知洋務，亦復不知莊子。名士如畫餅，此輩是也。”闿運一生治學，頗以能注莊子自喜，而佩綸竟連這一點也給否定了，無乃太苛。佩綸以中法之戰敗績論遣戍，闿運在日記中常以“張軍犯”稱之，是謔耳，究未如佩綸在背後如此詆諆，近乎虐也。

《湘綺樓日記》評論慈銘則寬厚多了，如光緒十八年（1892年）五月二日記：“看李老友撰潘伯寅墓志，雖不得體，亦尚不俗。”而在《越縵堂日記》裏找這麽一條不是完全否定的內容還真不容易，所僅見者，大概就是這條了：“此人盛竊時譽，妄肆激揚，好持長短，雖較趙之謙稍知讀書，詩文亦較通順，而大言詭行，輕險自炫，亦近日人海佹客一輩中物也［光緒五年（1879年）十二月二日］。”慈銘心中的惡人排行榜，狀元必是同鄉同齡的趙之謙，他對之謙已經恨到了“安得一賢京兆一頓杖殺之”［鹹豐四年（1854年）五月初三日記］的程度。今人知之謙為近代藝術大師，而他一輩子也很困頓，科場不售，仕途不順，與慈銘同病，而慈銘毫不同情。然則前謂慈銘看不慣闿運過得比我好才去罵他，許是說錯了。而闿運只有與之謙一起受批鬥，才能收獲幾句褒語。當然，酷評家說某人“稍知讀書，亦較通順”，實是極高的贊語，這倒是古今一揆的，受者聞言可以暗爽矣。

不過，口味容有差別，學術畢竟有公論。蔡元培說，“最近時期，為舊文學殿軍的，有李越縵先生，為新文學開山的，有周豫才先生”（《魯迅先生全集序》，1938），論者或以為這是紹興人的阿私之言（鄭秉珊《趙之謙與李慈銘》，1943）。大學者如章太炎，則說晚清文章，“闿運能盡其雅”，一舉壓倒吳汝綸、嚴復與林紓諸人（《與人論文書》），汪辟疆則以闿運為湖湘派領袖，擬為近代詩壇的托塔天王晁蓋，而慈銘的座位只是天富星李應（《光宣詩壇點將錄》）。不得不說，評騭詩文，主持風雅，章、汪的意見要比蔡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