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外那個走衰運的李老板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兩宮太後結束垂簾聽政，歸政於穆宗，穆宗“大孝養志”，要為退休的太後安排一處遊觀之所，於是，八月下詔，命修復圓明園。

其時，國用不足，除官員捐款外，工程費用著內務府自籌。內務府在嘉慶、道光時期，年收入約百萬，赤字猶在二十萬上下；鹹豐、同治間，則以內戰，收入驟降至三十萬，自顧不暇，哪有余力修復圓明園？然而，內務府中人，不怕手裏沒錢，只怕上面沒項目。

李光昭（1822—1874），廣東嘉應人，據他自己說，曾在安徽捐了知府，可直到他死，這份捐照也沒人見過。他終究是個商人，只要錢貨兩清，且不捉將官裏去，不會有誰頂真要看他的委任狀。光昭中年離鄉，在湖北漢陽討生活，他說在那兒做木材生意，後經湖北方面調查，其實他是房產中介，且“盤踞擾害”，算是今語所謂無良中介。同治十二年（1873年）夏，地產生意日見蕭條，光昭乃移師北京，開了裝修公司。

及至聽說要修圓明園，他聯絡內務府，請求合作。內務府派營造司筆帖式成麟與他談，光昭說，兄弟我出十萬兩銀子買木料，您做點兒浮賬，拿去宮裏，報銷可值三十萬；回頭給我補個缺就成，您也鐵定升官。成麟說，開什麽玩笑！你個小包工頭，哪兒來十萬？光昭說，這您別操心，就說幹不幹？成麟素來想辦成一樁大事，作為進身之階。面前這位李老板，相處已有半年光景，平日聽他談起廣州、漢口的商界風雲，令人欽羨不已，粵、漢皆是國內一流商埠，能在那裏打拼，終究不是一般人，興許這事竟能成呢？這麽一想，開了竅，回去向長官報告。報告時，添油加醋說一通，不問可知。堂官聽成麟這麽一說，亦覺靠譜。即算真遇上騙子，終究不用府裏往外掏錢，何傷大雅？乃命成麟轉達光昭，速速起草合作協議，於是，十一月初，光昭“謹稟”內務府大臣，“情願報效修圓明園木料”。

據前揭履歷，光昭決無十萬巨款，他唱的哪一出？原來，稟文有這麽一段：光昭前往四川、湖北、浙江、廣東諸省收購木料，請“（政府）派員同運，通飭沿途關卡免稅放行”，並“頒發字樣，雕刻關防，以便備文報運”。緊要字眼，一是“免稅”，一是“關防”。中央政府基建項目的原材料采購享受免（商業）稅、免（路橋）費的待遇，易於理解，往裏塞些私貨，搞搞走私，也是常情。不過這是小錢，十萬兩仍然沒有著落。“關防”者，官印也，這才是生財的法門。事後我們知道，光昭刻的關防，上書“奉旨采運圓明園木植李”，與外商簽合同，甲方一欄寫的竟是“圓明園李監督，代大清國皇帝”字樣。試問，內務府（相當於今日部級單位）派員隨同，懷裏揣著聖旨與部長簽發的批文，包裏裝著奉旨督辦的官印，開口就是吾乃欽差大臣，周遊全國，做點兒買賣，還能賺不到十萬兩銀子？業已21世紀，吾人猶經常讀到冒充高幹騙財騙色的新聞，何況信息不靈、交通不便、政治運作更不透明的晚清。這就是光昭的如意算盤。

內務府將光昭“情願報效”的好人好事向皇帝轉奏，上諭從之，並遣成麟偕往。二人先去湖北，打聽了四川的行情，發現原木出川運京，費時費力費錢，只好作罷。二人旋又去了福州。閩地不產佳木，去做啥？內需拉動不了，去沿海做外貿唄。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法國商人播威利，從東南亞販運木料來華銷售，不意遇見李欽差采辦園工，倩人驗明公文，確有其事，大喜，遂與光昭談業務。光昭款款而談，談了幾天，只不說付現款。播威利想，終歸是皇室工程，貨到付款，可以接受。於是，雙方議定，三萬五千尺木料，價值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兩，運到天津再付款，為表誠意，光昭給了十兩的定金。

接下來的計劃是這樣的：成麟向內務府虛報，外洋木料價值三十萬，按照工本、報銷是1∶3的比例，內務府可向朝廷申報至九十萬，除了原定三十萬的報效不必算錢，尚有六十萬，則應計入工程款，從內務府支領。領出這六十萬，以五萬余兩給付外商貨款，剩下的五十多萬，則上至主管工程的內務府大臣、堂郎中，下至有關的郎中、主事、筆帖式，皆能從中分潤。光昭從旁，亦要分一杯羹。一旦竣工，諸位還有升官的指望。五萬的貨物以九十萬報銷。

可憐的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出事了。光昭此前從未做過木料生意，不識貨！而且，他一生貧苦，即使鄉間大屋，也只見過而沒住過，又何能揣想禦園宮殿所用木料的雄偉，以致所定木料，全“不合柁梁檁柱之用”，只“宜配修海防炮架等項”。六月，洋船抵津，皇帝有旨，著直隸總督李鴻章派人趕緊解京。鴻章往港口一看，哪來的喬木！只見兩個衰人，一船劣植。光昭衰，從北京來驗貨的技術員拒絕驗收，憤而回京，撇下他，獨自應付洋商的索賠；播威利衰，收了十兩銀子，將木料辛苦從福州拉到天津，竟然一文錢也收不到。鴻章沒辦法，只得將本土衰人收監，訊明真相，請朝廷定奪；對外洋衰人，好言相勸，終以天津機器局的名義，“權宜收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