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離婚未遂案

同治元年（1862年），郭嵩燾應李鴻章之招，至上海，就任蘇松糧儲道。其時，嵩燾四十五歲，結婚二十六年的陳夫人逝世不到一年，即有人為他張羅續弦的事。如孫士達，便說，江南大亂之後，“浙江仕宦之家避亂上海，子女淪落”，其中適合娶做老婆的頗有幾位，譬如會稽徐家，“有女美而才”，在家鄉相親（“擇配”）超過二十回，迄未訂妥，現在逃難，擇偶條件大約會降低一點兒，“為君求配，或當見允”。嵩燾矜持，未置可否，而士達熱心，一月後再見，即雲女方有意思，並向嵩燾催取庚帖，一旦八字不沖，就準備穿媒人牌皮靴了。孰料嵩燾自覺報國任重，何暇家為，抑有歧視小家碧玉之心，乃答曰：“當時亦戲言耳，事端繁重，心更憚之。”

旁聽者為近代史上著名改革派思想家馮桂芬，也是熱心人，插一嘴，說，真要再娶的話，錢鼎銘有個妹妹，挺合適。錢家是不打折扣的望族。遠的不說，只說鼎銘父寶琛，嘗任湖南巡撫，是嵩燾的父母官。鼎銘自己，未來也官至巡撫，而在此前，他跑到安慶湘軍大營，在曾國藩前長跪不起，痛哭求援，愣是讓國藩改變了進軍路線，派出李鴻章新建淮軍，直抵上海，以克復常州蘇州為首務—當然，鼎銘不僅帶去了眼淚，還帶了大筆銀兩。這邊廂，嵩燾一聽錢家有女，雖然口頭說了句“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實則“自覺稱心”，早已心許矣。

隨後，嵩燾升兩淮鹽運使，旋奉署理廣東巡撫之命，在赴任前定下這門親，並於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廿一日，在上海舉辦婚禮。只是，新婦過門，他的觀感卻是：“多言狂躁，終日叫呶，有類瘋癲，貌更兇戾，眉目皆豎。”且未洞房，錢小姐借口大姨媽來了（“月事姅變”），廿四日就去了娘家，廿八日才回來。而在這段時間，嵩燾的感受竟是“錢氏回家四日，始得安寢”。接下來，“錢氏喧哄逾甚，終日不倦”，嵩燾慨嘆“真劣婦也，不可教訓”。哪怕上了去往廣東的海船，錢小姐仍然“喧哄類瘋癲”。九月初十日，船至廣州，此後，“錢夫人終日喧哄，並痛詈鄙人，穢惡萬狀”。嵩燾從罵聲中識別夫人的心意，原來是要“回滬”，於是在七天後同意她的要求，“詬誶之聲稍息”。廿二日，錢小姐登上了去上海的輪船（據郭氏日記）。

對這段孽緣，嵩燾的終極解決方案是，“罄其嫁裝及所有衣服，寄還其家，以書告絕，始終未成婚也”。此處“未成婚”或謂沒有肌膚之親，然而，在上海舉辦婚禮，那麽多觀禮人會這麽認為嗎？

以上俱是郭嵩燾一面之詞。他有手寫回憶錄《玉池老人自敘》，身後由兒子輩公開出版［光緒十九年（1893年）］—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單行本，《郭嵩燾詩文集》（1984）亦未收入—但是，手稿有一節專講與錢氏的婚事，刊本卻經刪節。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俞大綱在《史地雜志》公布了這段文字，20世紀60年代初，黎澤泰也披露了這段文字（《玉池老人自敘校勘記》，載《湖南歷史資料》1979年第一輯），二者皆自手稿抄出，錄文略有異同，不害文義。坊間郭氏傳記，如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1971）、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1993）、王興國《郭嵩燾評傳》（1998）、孟澤《洋務先知郭嵩燾》（2009）諸書，於此荒唐事或敘或不敘，於此未刊稿或引或不引，要皆偏聽偏信，以嵩燾遇人不淑為論定。唯曾永玲《郭嵩燾大傳》（1989），略采第三方證詞，質疑嵩燾的選擇性記憶，然亦淺嘗輒止，不得其詳。鄙人不賢識小，廣征輿論，作逐影誅心之文。

嵩燾密友曾國藩對這件事有一番痛斥。他在三年後評價嵩燾撫粵的作為，說：

即如棄婦一事，婦始入門，其老妾命服相見，為婦堂下坐而妾居上，此豈知禮者所為乎？比至粵官，與夫人、如夫人綠轎三乘入署，第二日夫人大歸，第三日即下勒捐之令。持躬如此，為政如彼，民間安得不鼎沸？（趙烈文同治六年七月初五日記）

“大歸”，即古曰出妻，今語離婚。不過，國藩記憶稍有問題，說抵粵第二日錢夫人就回上海，這肯定錯了。然而，國藩消息靈通，說郭錢上海大婚當日，嵩燾的小妻（“老妾”）鄒氏著“命服”，踞上座，要給新來的大妻一個下馬威，讓他印象深刻，應是實錄。而抵粵上任，嵩燾不僅攜帶明媒正娶的夫人，還要捎上不宜外交的妾婦，招搖入署，完全無視當時當地的風俗禮節，則暴露了他的敗德（“持躬如此”），以致無以服人（“為政如彼”即勒捐富戶）。以此，未來嵩燾被左宗棠參了一本，巡撫免職，國藩一點兒都不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