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與巡撫的“宮鬥解密”

清代地方首長，以總督、巡撫為尊（按，新疆、東北等地，未設行省以前，不在此例），然而，總督與巡撫相較，誰是老大呢？總督（加兵部尚書銜）是從一品，巡撫（加兵部侍郎銜）是正二品；總督轄地有至二三省者，巡撫則只管一省；如此，則總督似為巡撫的上官，巡撫得聽從總督的號令，總督是老大。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總督與巡撫，特別是同駐一省的督、撫，為了誰當老大，常常打得頭破血流，以致滿城風雨，朝野不寧。此即清史上有名的“督撫同城之弊”。

督撫同駐之城有四：閩浙總督與福建巡撫駐福州，湖廣總督與湖北巡撫駐武昌，兩廣總督與廣東巡撫駐廣州，雲貴總督與雲南巡撫駐昆明。若要為四座城市各寫一部政治史，那麽，督撫之間的鬥爭絕對要占不小的篇幅。舉幾個典型案例，稍作說明。嘉慶年間，兩廣總督那彥成與廣東巡撫百齡不和，那彥成抓住百齡“非刑斃命”的把柄，告他的禦狀，導致百齡被下放到實錄館，當一份閑差；接替百齡的是孫玉庭，與總督也處不好關系，乃以“濫賞盜魁”的罪名將那彥成告到北京，那彥成因此被遣戍新疆；十年之後，百齡敗部復活，又做了兩廣總督，孰知他“恩將仇報”，竟以“奏報不實”參劾玉庭，搞得他下崗待業。這三位都是公認有操守的能吏，他們之間的爭鬥或被稱為“君子攻君子”，尚且如此殘酷，倘若“小人攻君子”，那非出人命不可。

鹹豐初年（1851年），湖廣總督吳文镕就被湖北巡撫崇綸擺了一道。崇綸擡出皇帝的招牌，逼迫文镕在軍伍不齊、補給不足的情況下倉促出陣，導致文镕喪命沙場。此後，發生在昆明的事情更恐怖。鹹豐、同治年間，雲南省爆發回民起義，巡撫徐之銘暗通叛軍，將與其意見不合的前撫鄧爾恒及總督潘鐸殺害，其間，還有一個總督張亮基，被他嚇得數次告病求退，以速離雲南為幸。其他，如兩廣總督瑞麟先後趕走郭嵩燾、蔣益澧兩任巡撫；湖廣總督官文彈劾湖北巡撫嚴樹森，旋即自己被繼任巡撫曾國荃彈劾，終於罷官；張之洞在兩廣、湖廣任上分別與倪文蔚、譚繼洵鬧別扭。等等事例，層出不窮。可見，無論賢不肖，只要做了同城督撫，那就是一對冤家。

既然同城督、撫之爭歷久不息，愈演愈烈，滿朝文武以及皇帝就沒發現這個問題？他們不傻，特別是清朝的皇帝更不傻，他們早就發現了；不但發現了，這個局還是皇帝有意釀成的。

總督與巡撫，在明代只是一種臨時差事，由皇帝欽派至地方，處理突發事件；到了清代，督、撫才成為固定職位。原則上來說，總督負責軍務，巡撫察吏治民；總督對巡撫有節制之權—節制二字，不是今語直接領導的意思，而只有監督、指導之義；巡撫也有獨立的政治地位和行政權限。若二人各安其分，似無沖突。然而這只是表象，實際情況是，承平日久，哪還有什麽軍務；若無軍務，總督貴為封疆，豈不無事可做？於是，不甘閑放的總督就會對巡撫“侵權”，幹涉所在省份的人事、財政與司法。總督若是“君子”，這種行為就叫“勤於王事”；若為“小人”，則是“假公濟私”。然不論公私，他要橫插一杠，巡撫既受其節制，絕不能直接抗拒，於是，只有私下裏祭起神通，間接抵制。以此，勢成水火，禮尚往來，同城督、撫不鬥起來，那叫不正常。可這一鬥，不就影響了地方的治理嗎？最高長官的精力花在內訌上，臨民治事的效果必然打折扣；“天王聖明”，豈有看不清的道理？但皇帝仍欲維持這個局面，不輕更動。

因為，中國傳統政治的理想狀態是在君主專制下施行絕對的中央集權，最忌諱的是“權柄下移”“外重內輕”。地方上如果只有一個最高長官（俗雲“土皇帝”），行政效率固然提高，但地方權力隨之凝聚增大，必然對中央政府造成壓力，政權穩定甚或受到威脅—小則對中央政令討價還價，大則稱兵肇亂。此類歷史教訓，皇帝莫不爛熟於心，哪敢掉以輕心？如此，則怎麽防止地方權力的集中、增強？最善之策，莫過於打散或混淆地方權力，讓任一地方長官都不能獨大。於是，一省已設巡撫，再給他配個總督，讓他倆鬧別扭，終日廝鬥，通過“互相稽查”，以收“示維制、防恣橫”之效。

此外，督、撫同城之城，也非隨意確定，試比較福州與杭州、武昌與長沙、廣州與桂林、昆明與貴陽的戰略地位，即知有深意焉。可見，同城督、撫之鬥爭，既有外因（皇帝以中央政府的穩定而犧牲地方行政的效率），也有內因（人與人鬥其樂無窮），幾成必然之勢，無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