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譜·李鴻章‖

李鴻章代筆事件

李鴻章死，不足百日，梁啟超就為他做了論定，曰：“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又曰：“李之受病，在不學無術（《李鴻章傳》）。”羅爾綱不同意，說，“批評鴻章徒知效法西洋物質建設，而不明西洋所以富強的本源，那是錯誤的”“啟超此論，殊厚誣鴻章”。為了說明鴻章身為“中興名臣”，位高權重，何以不能戮力自強，振興國家，羅爾綱強調首要原因在於當時的封疆大吏“自顧本省，力尚勉強可及，兼支全國，則勢有所不能”，而“鴻章以一直隸總督，內則扼於翁同龢、李鴻藻輩，外則各省督、撫各自為謀，孤立無助，只以北洋一隅支持全國以與方興的日本戰，安得不敗”（《淮軍志》）。

梁啟超撰《李鴻章傳》時，才二十九歲，對湘、淮人士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必有非常直觀的感受，而對晚期帝國的實際操作則未了然，或以此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希望，以為軍功集團碩果僅存的大佬李鴻章真正擁有改變中國的力量，卻沒想到鴻章不僅慨嘆“得君之難”，還常受清流之擠，方自固保位之不遑，何敢再有出位之思？或要等到戊戌政變，亡命海外，發現皇帝也自身難保；或再等到民國肇造，受了袁世凱的玩弄，這時回頭想想中堂，啟超才會生出同情的理解吧。

然而這個話題長使英雄淚滿襟，還是說說鴻章“內則扼於翁同龢”這個可以八卦的話題。其事得從翁同龢的三哥翁同書說起。

翁同書（1810—1865），比翁同龢年長二十歲，道光進士，鹹豐末官至巡撫。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六日，同書奉調令回京，不過一星期，就被革職逮問。原來，初十日，新受命節制四省軍務的兩江總督曾國藩，上折嚴劾前安徽巡撫翁同書，說同書早在鹹豐九年（1859年）六月定遠失守時，不顧守土有責，“棄城遠遁”，逃往壽州，隨又勾結土匪苗沛霖，“屢疏保薦，養癰遺患”。而當十一年春，沛霖為報私仇，圍攻壽州，同書既不能守，又不肯走（其時已奉回京另有任命之令），竟然遵了沛霖的“逆命”，逮捕地方團練紳士孫家泰，致其全族為沛霖殺害，事後反而“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團練之有罪”。前此，鹹豐十一年（1861年）正月間，同書上疏，一折三片，連篇累牘，說的卻是“苗沛霖之必應誅剿”，有“今日不為忠言，畢生所學何事”之語。兩相對照，“大相矛盾”“判若天淵”，而且，事定之後給國藩寫信，“全無引咎之詞，廉恥喪盡，恬不為怪”。於是，國藩建議，對這種失守逃遁，釀成巨禍，而又“顛倒是非，熒惑聖聽”的壞官，務必請旨“革職拿問”，命王大臣九卿會同刑部議罪，“以肅軍紀而昭炯戒”。為了堅定中央懲辦同書的決心，國藩最後加了一句：“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

安徽是兩江總督轄區，故曰“職分所在”。至於“門第鼎盛”，請開列當時翁氏三代的職銜。同書父心存（1791—1862），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是所謂當朝宰相（按，清代不設宰相，民間俗稱大學士為宰相，大學士兼管部務可稱真相，若兼軍機處領班大臣則是首相）；兄同爵，兵部員外郎（未來仕至巡撫）；弟同龢，鹹豐六年（1856年）狀元，提督陜甘學政（未來也是宰相）；子曾源，恩賞舉人（第二年即中狀元）。而且，［鹹豐六年（1856年）］“冬，賜禦書福字，並文綺食物，自是歲以為常”（翁同書《顨齋自訂年譜》）。於此可知翁家的“帝眷”有多深厚，於此也可知國藩參折那一句“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有多冷峻。

奏上之日，即君臣緘口不能為同書開脫之日。當然，不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偶值下有警策之時，君上也有對策—無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八字訣。請看進程：二月，同書議以失陷城寨律治罪，擬斬監候。十一月初，心存病卒，特旨同書出獄治喪。次年二月再入獄。到了這年秋後問斬的前夕，太後沒有“勾決”，只說“仍牢固監禁”；十二月，以“皖北肅清”“加恩發往新疆效力贖罪”。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啟程，至山西，有旨，改發甘肅營中效力。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卒於軍，特旨復原官，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賜恤，謚文勤。

盡管沒有送去菜市口砍頭，其兄英年早逝，這份參折終脫不掉幹系，其父卒年雖逾古稀，此折多少也有速死之效。自私誼而言，謂同龢與國藩有不共戴天之仇，並不過分。然而同龢心中似已放下了這事。當國藩以中興元勛身份再回首都，同龢去“晤湘鄉相國，無一語及前事”，並無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沖動，心中所想，不過是“南望松楸（按，翁氏祖塋在常熟虞山），相隔愈遠，往年猶得展拜墓下，今何可得哉。忠恕二字一刻不可離，能敬方能誠，書以自儆”［翁同龢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晦日記］。顯然公義戰勝了私怨，時間沖淡了遺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