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小說引發的緋色事件

有一部民國七年的小說，題為《瀟湘夢初編》，作者署名湘州女史，共十四回。略謂，浙江女士戴禮，自幼立志不嫁人，及長，精研禮學，創辦女校，才名遠播。一夜，忽然做夢，竟嫁給郭立山為妻，女士“為之不悅久之”。孰料郭立山並非夢郎，而真有其人。他是湖南湘陰人，名宦郭嵩燾的族侄。立山仰慕女士已久，喪妻後，請人赴浙求親。女士在遂初志與安天命之間糾纏良久，終於決定順命，乃嫁入郭家。然而，女士入門，發現立山沉湎賭博，且與寡嫂有染，而締姻的初衷亦非愛慕自己的才華，竟是貪圖戴氏的家產。不多久，郭氏弟兄以謀奪家產不果，將女士與所產幼女逐出家門。

小說到這裏就結束了。既題初編，想來應有續編，或是作者挖坑不填，或已完稿而未刊。不過，雖曰小說，卻是真人真事；唯記載多歧，請擇其可信者以為質言。

戴禮（1880—1935），字聖儀，浙江玉環人。先後從學於學者章梫與詩人陳衍，曾任教於北京女子師範學校。郭立山（1870—1927），字仁甫，號復初，嵩燾族侄，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進士，三十三年（1907年）授翰林編修，歷任湖南中路師範學堂監督、京師大學堂預備科國文教習。看履歷，可知二位皆是吾國教育界的先驅。

關於郭、戴締婚，普通的記載，是這樣寫的：

戴禮秉性正一，不染婦女婀娜態度，性格剛強，舉止豪放，談吐尤健，平素家居，常喜策馬馳騁。辛亥革命後，湖南郭立山慕其才名，浼章梫求婚，不遠千裏至玉環，就贅於戴家。婚後，禮與丈夫同往北京居住，並生有一女（陳書釗《戴禮女史事略》，載《玉環文史資料》第3輯，1987年）。

稍為文藝的記載，由清末著名禦史趙炳麟撰寫，雲：

湘陰郭復初編修立山，精通禮學，善古今文，清退政後，守志不仕。有浙江玉環戴女士禮，亦感世道之日非，嘗為詩雲，何處容身女仲連；慕復初之為人，因章編修梫為媒介嫁之。女士自撰聯雲：北闕掛冠，願結絲蘿欽令節；西山偕隱，終餐薇蕨相孤忠。（《柏巖感舊詩話》卷二）

普通版本說鳳求凰，文藝版本則謂女追男。世人俱知，到底是何種次序，對於婚後生活各方處於何種地位，實有重要關系。幸好有陳衍版，可以判斷。他說：“（戴禮）年三十尚未適人，值前清革命，遂自命亡國遺民，必欲得一舊官僚而不事民國者而後嫁之。”（《石遺室詩話》卷二十八）

陳衍是戴禮的老師，所述戴女士“必欲得一舊官僚而不事民國者而後嫁之”的心事，當屬可信。那麽，前揭小說的夢境，反映的正是戴女士這份心事，夢郎不必是郭立山，也可以是顏立山或梅立山，只要符合勝國遺民的條件即可。而郭立山先求婚，還是被求婚，也不再重要，因為他早具夢郎之身，又是新鰥，只待緣分到了，必能與江南才女在一起。兼之立山與章梫是好友，章梫是戴禮的老師，知道女弟子的夙願，於是，聯姻指數更要大幅提高。

然而重點在於天作之合為何決裂。陳衍另寫了一個加強版，讀之或能了然。他說，郭之於戴，固然慕其才，而亦愛其財（“耳禮名，又耳其家素封”），以此，才不遠千裏請媒人說合。戴之於郭，則誤信其為“官人端人也”，一說即準。新人相見，男則“須鬢半白”，女則“軀幹若偉丈夫”，可能都有點兒失望。更令郭立山失望的則是，婚禮當夜，“遽詢”新娘，奩田到底有幾畝，新娘竟稱欠奉。於是，既無奩田，再稱贅婿，已無體統，只得勉強攜婦回湘。抵家，郭立山心情大壞，“欲去之久矣”。終有一日，挑剔細故，謂戴禮不該郵寄所撰《大戴記集注》的校勘記，立山嗾使兄侄，對戴女士“拳腳交下”，打完，再扔到大門外。戴禮不能容於夫家，又無顏回娘家，“伶仃流轉入都，充女校教授”。對此，陳衍評曰“強暴”，並說：“立山，余識之，貌為樸誠，不謂其披猖至此也（《石遺室文三集·戴揚家傳》）。”

所述若是事實，郭立山真是禽獸不如。不過，《戴禮女史事略》所記不同：

不久，郭立山因輕信旁人之毀謗和挑撥，竟然棄家潛走，因此有中道仳離之不幸事故。禮遭遺棄後，承姻戚馬通伯薦充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教員。後聞郭立山之母在湖南老家病故，禮乃披麻戴孝赴長沙奔喪，不意被郭立山拒之大門之外，萬般無奈，只得卸下孝服，對天焚燒，不勝憤惋，攜幼女南歸蒲田。未幾，幼女夭折，傷心窮愁，乃專心致志著書。

從常情論，戴女士被郭先生從浙江帶到湖南，再從湖南趕去北京，確實駭人聽聞。而若雙方皆在北京，郭先生逃回湖南，及至郭母逝世，戴女士赴湘奔喪，郭家閉門不納，無奈再回北京，則正常多了。只是事實不盡符合常情，真相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