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湉的最後一日

載湉被宣告死亡，在1908年11月14日，至於到底是在宣告當時死亡還是此前已經翹了辮子，大家都說不清。先不管這些，咱們就當他死在這一刻。茲應吾友之請，寫一段文字，想象若能多活一天，載湉會幹些什麽事兒。名義上，載湉是光緒皇帝，實際上，光緒一朝三十四年，真正話事的則是慈禧太後。很巧，慈禧死於1908年11月15日下午2點，那麽，如果載湉能多活一天，就從這一刻算起。

盡管是想象文字，也得用通常邏輯搭個敘事框架，就是說，清代皇帝登基後，優先辦理哪些事情？列祖列宗是怎麽做的，載湉也會有樣學樣，這就是想象所用的通常邏輯。首先，新帝登基，應該隆重悼念先帝，一般做法是，上尊號，風光大葬，全國舉哀，修訂實錄，刊刻禦制文集，等等。不論在世時父子關系如何，這些事情都得做。譬如，嘉慶皇帝對乾隆皇帝“退而不休”，做太上皇任用“奸臣”，處處管著自己極為不滿，好容易熬到乾隆掛了，怨氣猶未消，但前述該做的事兒，一件不落，全做了。但這只是表面功夫，接下來的事，就不那麽溫良恭儉讓了。順治鞭屍多爾袞，康熙擒鰲拜，雍正殺隆科多、年羹堯，嘉慶誅和珅，道光疏遠松筠，鹹豐罷斥穆彰阿，以及載湉的幹媽慈禧，在鹹豐死後，與恭王聯手，對“顧命八大臣”痛下殺手，這都是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原則的極端體現。

載湉多活一天，所做的事，不會出此範圍。當然，慈禧太後畢竟不是皇帝，可以給她上尊號、辦國喪，但不必為她修實錄、刻文集。清朝有所謂“祖訓”，女人不許幹政；慈禧是女人，不僅幹政，甚至主政，然而為了維護祖訓的嚴肅性，修訂官方档案，還是盡量不說這類事為好。不過，慈禧畢竟在同治、光緒兩朝實行了垂簾聽政，天下周知，完全忽略也不行。怎麽說，說多少，分寸不好拿捏，幸好，有內閣、有軍機處、有翰林院，這是他們的分內事，不用皇帝過度操心，只要拿出一個指導性意見，諸臣自會搞定。

載湉將如何評價慈禧？在家門內，他是慈禧的侄子（載湉的爸爸是慈禧老公的哥哥）；在宮中，他是慈禧的兒子；論權力譜系，他是慈禧的繼任者；自個人關系而言，他是慈禧的敵人—他的智囊團曾建議除掉慈禧，慈禧也曾動念廢除他的帝位；而從政治理念來看，他們又是同路人，他們都有澄清政治、富國強兵的願望，都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願望—這不是俏皮話，這是實情。時代局限性只會制約歷史事件的呈現效果，而不足以抹殺歷史人物的苦心孤詣；光緒稱不上偉大的帝王，慈禧絕對是一流的政治家。那麽，關系如此復雜，情緒如此糾結，載湉要簡明扼要說明他對慈禧的觀感，提出對慈禧進行歷史評價的指導意見，他會怎麽說？於此，前輩的教訓可以派上用場。

嘉慶所修《高宗實錄》，對其父乾隆的文治武功，贊不絕口。書中的乾隆，不論時勢如何，形象都是那麽偉大，思想都是那麽光輝，決策都是那麽正確。這像極了清末民初自由撰稿人許指嚴在一位滿洲朋友家看的十六葉“秘戲圖”，各圖女主角“豐臒頎短”“無一不備”，而男主角卻是同一位“偉丈夫”，姿態有異，面目則一，據朋友相告，“此偉男即高宗聖容也”。但是，嘉慶發布應對白蓮教肇亂的聖旨，卻明明說道，此皆政治不修、官逼民反的惡果，而且，播種惡果，為時已久。也就是說，錯不在本朝，錯在“先帝”留下了一個爛攤子。若然，作為兒子的嘉慶，並不真的相信作為老子的乾隆是百分百的“偉男”，並不真的認可有什麽乾隆盛世—走過路過，不要錯過，一旦錯過，就是災禍。這還叫什麽盛世？只是，他運用高明的敘事策略，巧妙掩蓋了他對父親的憤懣。他說，肇亂禍胎雖在前朝，但是，懷胎的不是他爸爸，而是腐敗低能的文武官員。於是，他順理成章懲罰前朝舊臣，騰空了實施新政的地盤，為鞏固專制打下基礎—專制絕非天賦皇權，而要靠智勇雙全、寸土必爭的手段去爭取。

這就是嘉慶給載湉的教訓：對慈禧皇太後，一句壞話都不要講。斯人已矣，鞭其屍、挫其骨、揚其灰，毫無價值、毫無意義，反而讓人小瞧了自個兒，留下氣量狹小的口實。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樹立慈禧的高大形象，國勢越危，越要樹立。不如此，怎麽有理由清除前朝遺留下來的“亂臣賊子”？皇太後那麽英明偉大，國家卻是這個樣，不教所謂先朝老臣負責，難道罪在朕躬不成？於是，載湉名正言順著手開展第二項工作，打擊保守勢力，推行政治改革—嚴格地說，應是繼續推行由慈禧定調並已施行數年的“晚清新政”。讀者有興趣，略為比較百日維新與晚清新政的項目，即知後者改革的廣度深度強度都遠遠超過前者。當然，推行新政，本意為加強統治，孰料加速了滅亡，這是歷史的惡作劇，屬於非可抗力，除了苦笑，別無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