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湉的最後一日（第2/2頁）

盡管要推行的是制度改革，但是，傳統中國有條原則，叫作“有治人，無治法”，就是說，沒有合適的人，再好的法也是擺設；由合適的人主持，再壞的法也能結出善果。因此，欲行改制，先得換人。要換人，先點人頭，看看當時的權力核心—軍機處，由奕劻、載澧、世續、張之洞、鹿傳霖與袁世凱組成。慶王奕劻，愛財如命，賣官鬻爵不可勝數，人送外號“老慶記”—以官為商，名副其實的“官商”。賣官不是什麽新鮮事，載湉亦未能免俗，他的最愛—珍妃，就有這方面的不良記錄。但是，像奕劻這種賣法，清代一人而已。那麽，對奕劻，不妨采用歷朝新帝登基驅殺前朝權臣以收殺雞儆猴之效的手法，狠狠治他。醇王載澧，是載湉的親兄弟，是個人，說不利索，寫不清楚，不能為善，亦不足作惡，去留隨意可也，日後汪兆銘去暗殺他，殊屬無謂。世續，才不足以應變，一顆心卻是紅彤彤的，留下他，正可顯示體恤忠臣的風範。張之洞，在載湉心中，不啻曾（國藩）、左（宗棠）再生，早就要重用他，格於形勢，一直沒有機會，今天，總算得償所願。當然，沒必要讓他做軍機領班大臣，可以讓世續擋在前面，而賦予他實際權力。在滿漢矛盾愈演愈烈的時代，讓世續領班，可以安慰滿洲人在前數十年被逐漸邊緣化的失望；以張之洞為實際辦事人，庶幾能令漢人稍減叛逆之志，更為瘡痍滿目的國家恢復一點兒生機，兩全其美，上上之策。鹿傳霖，在地方政績上佳，對朝廷忠心耿耿，才略稍遜於張之洞，終究是不可或缺的高級領導人，必須留任。這幾位的行藏用舍，皆易處置，最費斟酌的，就是袁世凱。

論才，袁世凱或高於張之洞，至少打個平手。論膽，袁世凱絕對高過張之洞，不然日後怎麽敢做皇帝。今人論袁世凱，大多數必定認為載湉恨透了他，其實不然。從事實上講，袁世凱壓根沒得罪過載湉。戊戌政變失敗，害得載湉被軟禁，都是袁世凱告密所致？否。袁世凱不願出兵捕捉慈禧，耽誤了歷史進程？否。載湉從未想過哪天要將慈禧太後殺了，這都是康有為事前異想天開、事中亂說亂動、事後造謠蠱惑弄出來的假象（康有為甚至偽造光緒密詔）。翁同龢與載湉的關系，不用說，誼屬師生，情同父子，但是，同龢沽名釣譽（以“清流”相標榜，不講實際，徒恃意氣，絕非合格政治家），公報私仇（對李鴻章即系如此），最終貽誤大局（甲午戰爭失敗，其人應較李鴻章負更大的責任），因此，載湉痛定思痛，至死不原諒同龢—同龢至死，載湉都不願給他封個謚號。憑情而論，載湉對袁世凱，不應有太大的惡感，反而認為世凱是一員幹吏，應該調動他的主觀能動性，讓他擔負更大的責任，同時，命張之洞等老成之人從旁督導，未嘗不能將一世梟雄調教為一代名臣。清代皇子自幼苦學勤練“帝王術”，學來何用？就是用來對付袁世凱這類梟雄的嘛。載湉對自己有信心，遂做出最後一個重要決定：袁世凱，繼續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這就是想象的載湉的最後一日。當然，他順手報了一個仇，將太監崔玉貴杖殺。因為，這小子太可恨，珍妃當日就是被他落井下石殘忍殺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