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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危難來臨，執政官們會敲響市政廳鐘樓裏的大鐘。因為鐘聲低沉，像牛叫的哞哞聲，大鐘因此得名牛鐘（Vacca）。當鐘聲響徹整個佛羅倫薩的時候，所有年滿14歲的男性市民都要集中到自己所屬的小區，然後跟隨在代表小區的旗幟後面統一行進到市政廳前，組成市民議會（Parlamento）。一般在這種情況下，執政團要先確認到場人數已超過市民總數的三分之二，然後才能請求他們批準組建最高司法委員會（Balia）的提議，最高司法委員會成立後將代表人民全權處理城市面臨的危機。
佛羅倫薩人對自己的政治制度感到無比驕傲，並標榜它為實現他們所吹噓的自由的保障。佛羅倫薩人堅信其他意大利邦國的政府都比不上他們的。威尼斯雖然也是公認的共和國，但是正如批評者指出的那樣：威尼斯所謂的共和是由各個貴族家族在政府中就職；而按照佛羅倫薩的法律，這樣的特權是不被許可的。佛羅倫薩的另一個主要競爭對手——米蘭——還處於專制公爵菲利波·瑪麗亞·維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的完全掌控之下。至於從羅馬到亞得裏亞海沿途分布的各個獨裁者統治的小教皇國，都還是近乎無政府的狀態。那不勒斯王國和西西裏王國則因安茹（Anjou）和阿拉貢（Aragon）兩大家族的爭鬥而長期分崩離析。
與這些國家相比，佛羅倫薩能有如此穩定、民主、受擁護的政府確實是一大幸事。不過事實上，政府的實際運作也難稱民主。在組建政府的過程中，社會下層民眾（Minuto Popolo）被成功拒於門外，貴族（Grandi）也很難進入各種共和國委員會。整個選舉過程實際上被少數幾個最富有的商人家族控制著，他們的目的是確保只有可信的家族支持者的名字被放入存放候選人名條的皮袋裏。如果這其中出現任何差池，他們就可以召集市民議會，通過組建最高司法委員會來“變更”皮袋裏的候選人，這樣就可以防止不受自己信賴的執政官被選入執政團。所以實際上，政府幾乎就是富人完全依據自己的利益而組建的。
對於佛羅倫薩的商人們來說，錢的意義非同一般。有錢就是有地位，沒錢就是沒尊嚴。作為典型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詩人、運動健將、畫家、音樂家和建築家，出身佛羅倫薩歷史最悠久的古老商人家族之一的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1]就曾說過：窮人很難“靠美德獲得尊重和名譽”，貧窮“會讓美德蒙上陰影”，並“讓美德淪為隱蔽而晦澀的哀愁”。另一位同樣出身商人世家的佛羅倫薩哲學家馬泰奧·帕爾米耶裏（Matteo Palmieri）也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只有做大買賣的商人才值得受人矚目和尊重，社會下層民眾只要吃飽飯就不應該再奢望什麽。還有一位名叫格雷戈裏奧·達蒂（Gregorio Dati）的佛羅倫薩絲綢商人的觀點更絕對，他說：“不經商的佛羅倫薩人，沒有周遊過世界、見識過他國風土人情，然後衣錦還鄉的佛羅倫薩人，無論如何也擡不起頭。”
人們普遍認定，商人的財富應當是通過“體面而重要的”交易獲得的。一夜暴富會受到嚴重質疑，而通過“醜惡的交易”、“下流的手藝”或“掙薪水的下等職業”賺錢也同樣不被看好。規模龐大、貨物高档的交易不但能讓經營它們的商人受人信賴，也會使從中受益的共和國信譽提升。
掙了大錢的商人自然也不能吝嗇小氣，他們必須擁有氣派的宮殿和寬闊的家庭敞廊，還要有美麗的鄉村別墅和私人小教堂。他們還必須給自己的家人購置得體的衣物，就算不雍容華貴，也起碼要價格不菲。商人們還得給女兒準備好豐厚的嫁妝。為建造教堂和修道院捐款時必須慷慨大方，這不僅僅是為了上帝的榮耀，更是給自己的後代和佛羅倫薩增光。如果某個商人足夠富有，他還可以借錢給共和國政府，這樣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威望。喬瓦尼·魯切拉伊（Giovanni Rucellai）靠經營一種著名的佛羅倫薩紅色染料——苔紅素（oricello）——而積累了巨額財富，甚至連他的家族姓氏都是從這種染料的名字衍生而來的。他曾宣稱“把錢花好比掙到大錢本身帶來的榮耀還要多”；花錢還能讓他得到更多的滿足感，他斥巨資建造的宏偉的魯切拉伊宮就是由阿爾貝蒂設計的。[12]
不過，對於一個富有而慷慨的商人來說，想要在佛羅倫薩的社會上獲得名望，光靠經營體面的生意是不夠的。締結好的姻親關系是非常理想的方式；而在共和國政府就職、服務大眾的家族傳統則是另一個重要的方式。事實上，沒有哪個不曾在政府就職的商人可以自稱擁有多高的社會地位。這種觀念深深地影響著富商們的下一代。他們年紀尚輕就已經懂得：如果自1282年起的執政官名錄上沒有自己家族的姓氏，那麽就根本算不上什麽名門望族。尼科洛·達·烏紮諾（Niccolo da Uzzano）是一位德高望重、富可敵國的顯貴。他家墻上就掛了這樣一份執政官名錄，一旦出現了某個他聞所未聞的候選人，他就可以立刻查出此人是出身於古老家族，還是新近的暴發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