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歐洲病夫（第2/16頁）

多年來，皇帝和其統治集團在聯邦、集權兩種方法之間焦慮不安地擺蕩，忽而此法，忽而彼法，但不管是哪種方法，都未能奏效。集權之路引發非德意志民族的眾怒。在工業化、自由主義發端的近代，要透過貴族施行聯邦制，已走不通，而若要透過“青年捷克黨”（Young Czechs）之類的中產階級民族社團來施行聯邦制，必然導致地方脫離自立和解體。在奧匈帝國的十七個主要地區中，只有六個地區由單一民族組成；其他地區都是潛伏著民族沖突的火藥庫，例如波希米亞境內，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為語言、就業、地位的問題在城鎮、鄉村互鬥。[4]弗朗茨·約瑟夫三十歲時（他活到八十六歲且至死才退位），奧地利就已無法運作，已如同一只太胖、太笨重而飛不起來且行動太遲緩、太無自衛能力而無法在地面存活的渡渡鳥。

一八六〇年代的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立即注意到這點。自一八五〇年代俾斯麥說“中歐不再容許兩強並立”之時起，他就看奧地利很不順眼。一八六六年他把矛頭對準弗朗茨·約瑟夫，要求自拿破侖戰爭結束起即由維也納寬松領導的德意志諸邦改奉普魯士為主子。弗朗茨·約瑟夫以其一貫亂無章法的作風，權衡妥協開戰的利弊得失，最後決定開戰以“保住奧地利的顏面”。他不夠深謀遠慮，總是為虛無縹緲的“面子”而戰，而非為具體可見的利益而戰——一九一四年時他又這麽幹。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時，一如一九一四年時，若以戰爭之外的手段來保住顏面，會遠更符合帝國的利益，將既能保住奧地利的大國身份，同時又能免除兩個歷來交好之國的毀滅性沖突。

毛奇將軍的普魯士陸軍，一八六六年六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入侵奧地利，在幾次交手中連連擊敗奧地利陸軍，並於七月三日在波希米亞易北河邊的柯尼希格雷茨要塞，打出最輝煌的戰果。普軍挺進波希米亞時，一支意大利軍隊入侵威尼西亞，拿下該省，兵威逼近的裏雅斯特。奧地利輸得一塌糊塗：開戰前，奧國外交官未能以讓步打消普魯士或意大利的進攻；開戰後，奧國將領未能抓住良機打贏兩戰線。

拿破侖戰爭期間，奧地利軍隊是反拿破侖陣營的中流砥柱，但一八六六年竟如此落敗，其震撼無疑如石破天驚。羅馬教廷外長聽到普軍在柯尼希格雷茨大勝、奧軍潰敗的消息，驚訝地說道：“世界垮了。”此後的政局發展更令人震驚。英國保守黨領袖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一八七一年二月向下議院議員演說時，說出了歐洲其他地區人民的心聲，判定俾斯麥將把三十六個德意志邦國一統於普魯士統治之下，“徹底打破了均勢”，並說此舉如同一場“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義比前一個世紀的法國大革命還要重大。拿破侖戰爭結束時，成立了由奧地利領導的德意志邦聯，以免德意志民族的財富、工業、劇增的人口被單一強權所把持。隨著那些資源突然落入普魯士之手，歐陸的均勢徹底翻轉。一個以柏林為中心且雄心勃勃的新強權，一統了俄國與法國之間原本小國林立、四分五裂的局面，且決意大展身手，讓世人刮目相看。[5]

奧地利比歐洲其他任何強權更努力解決一八七一年德意志革命帶來的沖擊。“沒有哪個外交傳統未遭掃除，”迪斯累利於普魯士打贏普法戰爭後嚴正表示，“新的世局，新的勢力，新且未知的東西，有待處理的危險。”但新世局不利於奧地利。隨著其他強權認知到奧地利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戰敗和其不知為何未能插手普法戰爭借以收復一八六六年失土一事所代表的意義，維也納在國際上長久享有的尊重漸漸消失。有位奧地利將領低聲說，“我們已淪落到和土耳其同級”，證實了哈布斯堡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是一對歐洲病夫。[6]

法國大使館在評估過一八七八年奧匈帝國的情況後，推斷只有維也納、格拉茨兩地周邊的地區仍屬“可靠的德意志人地區”。其他地方全都受到其他民族的包圍——匈牙利為馬紮爾人所包圍，的裏雅斯特為意大利人所包圍，克羅地亞和達爾馬提亞為克羅地亞人所包圍，卡林西亞（Carinthia）和卡尼奧拉（Carniola）為斯洛文尼亞人所包圍，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為捷克人所包圍，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為波蘭人、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所包圍。法國人論道，在“由諸民族像鑲嵌畫拼接成”的奧匈帝國裏，猶太人脫穎而出，成為“奧地利境內唯一可靠的族群”。在俄國，猶太人受到嚴重歧視和集體迫害，而在奧地利，猶太人則受到較大的包容，是奧匈帝國裏少數幾個積極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的族群之一。法國大使館於一八七八年記載道：“他們的人口在東方成長的速度，遠大於其在總人口所占比例下應有的速度，且透過放高利貸掠奪廣大農民；在城市，他們控制報業、需要專門知識的行業、銀行。”猶太人在鄉村放款和在城裏經商有成，在奧地利境內激起俄國式反猶浪潮，但還未滿五十歲的奧匈皇帝並不怎麽把他最忠貞的子民受到的攻擊放在心上。法國人寫道：“他有同情心且很受喜愛，為人卻乏善可陳；他沒有中心思想，在不同制度間擺蕩；他沒有真正的朋友或心腹；他什麽人都不信任，也未得到誰的信任，甚至連他自己都懷疑。”[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