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巔之城一個救世主國家的起源（第3/13頁）

英國殖民者有時會依靠土著人，有時又向土著人發起進攻，他們很快放棄了宗教皈依的主意，改以武力征服。雖然弗吉尼亞公司直到倒閉都在強調，將阿爾貢金人轉化為聖公會信徒至關重要，但在切薩皮克地區，文化交流已經淪為了商品流通的過程。從暫時殖民到長期定居的轉變中，白人男性在殖民地享有了默認的主導地位，女性、土著和非洲人則艱難地占據了中間地帶。有所區別的是，白人女性很快便被看作是殖民地規劃中的關鍵組成部分，但不管是土著還是非洲人，都很難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

1622年的大屠殺，加上1644年和1675年發生的沖突，都強化了“印第安人”兇險蠻族的形象。對自私的英國人來說，獲得這種印象大有裨益。正如約翰·史密斯所講，很多殖民者都將屠殺看作是“有利於種植業的事情，因為如今我們有了正當理由，可以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摧毀他們”。弗吉尼亞公司秘書愛德華·沃特豪斯（Edward Waterhouse）在當時對此保持著足夠的直率。他宣稱英國人“如今可以憑借戰爭權和諸國法律（law of nations），入侵這個國家，摧毀那些試圖摧毀我們的人”。除此之外，他還大言不慚地認為“我們理應享有他們的耕地，將費力的鶴嘴鋤變為勝利的刀劍（其中既有便利、益處，也有榮耀），並占有其他的勞動果實”。[6]最終，沃特豪斯認為“征服”土著人“比秉持公正的態度教化他們要容易得多”，他不僅憧憬著奪取“印第安人和我們同等享有，甚至享有更多商品”的機會，更陶醉在暴力征服前景中。他宣稱可以通過諸多方式達成這一目的。

武力；突襲；焚燒谷物以造成饑荒；燒毀和摧毀他們的船只、劃艇和房屋；破壞他們的魚艙；既然他們通過打獵得到冬天的大部分食品，那麽就在他們捕獵時攻擊他們；騎上戰馬追趕他們，讓獵犬追逐他們，讓猛犬撕咬他們……除去這些方法之外，還有其他一些，諸如在他們逃跑時，將他們趕到他們的敵人的包圍圈中，再鼓動和教唆這些敵人攻擊他們，這樣一來，他們的毀滅和屈從便指日可待了。[7]

預想到在英國人窮兇極惡之後，仍舊會有一些土著人存活下來，沃特豪斯建議把他們“強行變為奴役和奴工”，為殖民地提供必需的勞動力。[8]但事實證明，土著人並不是可靠的奴工。不過在切薩皮克，這並不是一個多麽嚴重的問題，畢竟退一步講，他們還有非洲勞工。

種族和宗教：切薩皮克

要想理解這種以非自由勞動力為基礎的經濟和文化，就需要將它的發展置於17—18世紀弗吉尼亞地區的勞動力、階級、性別和種族關系的背景中，並且與同一時期其他的美洲殖民計劃加以對比。困擾著弗吉尼亞殖民冒險的很多問題，即使不是全部，也都在美洲其他地方有所顯現。從佛羅裏達殖民地到新法蘭西殖民地，對於東部沿海地區的土著人而言，歐洲人的到來都是十足的災難。即使歐洲人仍然堅持宗教歸化的最初方案而不是動用武力征服，他們帶來的疾病也足以對新世界的人口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傷。在17世紀法國對北美洲的殖民中，貿易者和耶穌會遠征軍起到了主導作用。這些人不僅意在加強法國的政治權力，還希望在新世界的阿爾貢金人和休倫人中擴大基督教的精神影響。但同時，來自新法蘭西的報告也指出，隨著“基督教信仰已經開始在這些人群中傳播，所有致人死亡的事情也都隨之在這些地方出現了”[9]。雖然在17世紀，“信仰”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橫跨大西洋來到美洲，但很多移民者的初衷並不僅僅是傳頌教義，而是逃離他們祖國的宗教迫害，在這裏尋找一個安全的避難所。

17—18世紀，歐洲人對美洲大陸展開了各自的探索和殖民，這一浪潮很大程度上僅僅是16世紀席卷舊世界的信仰浪潮的一部分。新教改革的長期影響不僅將很多歐洲人帶到了美洲，同時也影響了他們在這裏發現的土著部落。雖然英國殖民者在北美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導卻既不是預先注定的，鑒於早期的侵襲，這種主導地位的可能性實際上也不大。法國和西班牙似乎才是這個新世界中最強大的歐洲勢力。盡管西班牙人把法國胡格諾派定居者從後來的南卡羅來納和佛羅裏達驅逐出去，盡管新法蘭西地區的法國傳教士在北方面臨種種困難，18世紀，西班牙的勢力還是在漸漸衰落，而法國的影響力卻在逐漸上升。與此同時，法國探險家路易·若利耶（Louis Joliet）和耶穌會傳教士雅克·馬凱特（Jacques Marquette）在1673年發現密西西比河向南注入墨西哥灣。這一發現引導法國人沿著俄亥俄流域繼續探索，發現了今明尼蘇達地區，並在密西西比、亞拉巴馬、密歇根和路易斯安那建立了殖民地。如今伊利諾伊州和蒙大拿州的喬利埃特地區（Joliet）都以這位探險家的名字命名。然而，從法國人對於航線的規劃中可以看出，比起殖民來說，他們對於貿易的興趣更大。到了1700年，切薩皮克的白人人口已經增至約9萬人，從魁北克到路易斯安那一線的法國殖民者僅有25000人，這一數字大約是當時英國在北美洲所有殖民人口總數的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