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巔之城一個救世主國家的起源（第4/13頁）

當然，數字並不能說明全部問題。早期美洲的英國殖民者在人口上的優勢掩蓋了英國殖民地長期以來的不穩定。當時，大多數切薩皮克移民，不論男女，都是簽訂契約的雇工，不得不通過工作支付移民的成本。他們的工作環境非常惡劣，很多人（30%—40%）過早死亡。即使對於熬過最初“適應”時期的人，他們的平均壽命最多也只有35歲。因此，弗吉尼亞的白人中有為數眾多的單身男性、寡婦，當然也包括孤兒。英國人在切薩皮克地區建立起的第二個移民地馬裏蘭，類似的情況也非常普遍。雖然馬裏蘭殖民地是殖民者為了逃離英國本土的宗教迫害而建立的，這與弗吉尼亞殖民地建立的目的有所不同，但兩個殖民地的遭遇卻極為相似。

馬裏蘭最初是英王特許領主獨占的一個殖民地（proprietary colony），這種殖民地通常會被授給一個總督或莊園主。而馬裏蘭的貴族領主正是巴爾的摩男爵一世喬治·卡爾弗特（George Calvert）。他向查理一世申請委任狀，希望在此地建立以女王亨麗埃塔·瑪麗亞（Henrietta Maria）命名的殖民地。1932年卡爾弗特去世，其子巴爾的摩男爵二世塞西莉厄斯·卡爾弗特，亦稱塞西爾·卡爾弗特（Cecilius/Cecil），肩負起建立殖民地的重任。由於自己的父親曾因其天主教信仰而遭受迫害，塞西爾·卡爾弗特不僅希望馬裏蘭可以成為一個天主教徒的避難所，更希望在這片殖民地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可以和平共處。這個願景自然沒能完全實現。馬裏蘭的早期歷史證明，不論它的創立者有何抱負，殖民地的生活現實都是一樣的：如果想要遠離舊世界的宗教迫害與政治陰謀，3000英裏的海洋也不夠遙遠，舊世界的紛爭蔓延到這裏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雖然卡爾弗特和殖民地的統治者都是天主教徒，簽訂勞動契約來到這裏的移民卻和弗吉尼亞地區一樣大多是新教徒。隨著1641年英國內戰的爆發，他們之間對於控制權的爭奪也日趨惡化，幾乎摧毀了這片殖民地。

對於17世紀40年代逐步升級的暴力，卡爾弗特采取了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因為弗吉尼亞是國教和保皇派的領地，並不容忍其他宗教和議會黨人的存在，他便去尋找弗吉尼亞的異教徒，並鼓勵他們來馬裏蘭定居。他任命了一位新教徒，也就是弗吉尼亞議會黨人威廉·斯通（William Stone）作為總督；另一方面，他強調殖民地保護宗教自由的立場，並通過1649年《宗教法案》（Act Concerning Religion，或《寬容法案》）來確立這一官方立場。這項法案表示“在那些強制限制宗教信仰的國家中，這種做法常常會帶來危險的後果”，並宣稱所有馬裏蘭居民都“不應因為他（她）的宗教信仰，抑或因為在此省或島自由選擇進行宗教禮拜而遭受任何形式的麻煩、騷擾或羞辱，也不應被強制信仰或禮拜任何未經本人同意的宗教”。以任何“非難性詞語”攻擊“異教徒、教會分裂主義者、拜教徒、清教徒、獨立派、長老會天主教神父、耶穌會會士、耶穌會天主教徒、路德教會成員、加爾文教派成員、再洗禮教徒、布朗派、律法廢棄論者、巴羅派、圓顱黨或分離主義者（Separatist）”的人都將面臨10先令的罰款、監禁的威脅，並需要公開致歉。在當時，這份名單可謂包含甚廣，但它卻並沒有將猶太信仰涵蓋其中，而是規定耶穌作為“上帝之子”的理念，以及三位一體學說都是高於一切的，對此持異見者將被處以死刑。[10]

然而，卡爾弗特反對宗教不寬容的立場很快便遭到攻擊。在斯通上任6年之後，清教徒在殖民地的影響力逐漸擴張，他們開始試圖廢除《寬容法案》，並再次實行限制宗教自由的法案。這導致了1655年塞文河戰爭（the Battle of the Severn）的爆發。這場動亂被稱為美洲土地上最後一場英國內戰。卡爾弗特在這次戰爭中敗北，但兩年之內，他又重新奪回了殖民地的控制權。雖然這只是一場規模不大的沖突，但這場戰爭和馬裏蘭殖民地本身的經歷凸顯了殖民地生活的兩個方面，而這兩個方面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也將給殖民者帶來越發深重的擔憂：其一，宗教——尤其信仰自由——對於新世界的意義重大；其二，面對英國乃至歐洲政治和宗教的沖突，殖民地是如此不堪一擊。

歐洲將戰火燒到了美洲。至少在美洲脫離大英帝國的統治之前，它所面臨的並不是殖民者自己制造的沖突，而是更廣闊的歐洲沖突。許多人正是為了避免這些沖突而來到美洲，卻不得不在新世界裏繼續面對它們，為生存而掙紮。當然，來到美洲的英國殖民者也完全有能力煽動殖民沖突，但這些沖突和他們的祖國毫無關系，而是與他們作為生而自由的英國人的身份息息相關。在他們與土著“他者”的接觸過程中，這種身份遭到挑戰，並最終得到強化。很大程度上，這就是切薩皮克的經歷。然而，如果不僅想要尋找破壞性的證據，還想在國家層面了解美洲早期歷史中種族和宗教問題建設性的融合，那就必須要向北追尋，觀察一個非常不同的殖民冒險之旅，一個被宗教信仰所驅使，但後來卻演變為種族暴力的殖民地：新英格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