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帝國的西征從聯盟到國家（第6/14頁）

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工業雜志。這既體現了新興工業與日俱增的重要性，也表明正在有一場傳播革命將商業發展的信息傳達給受眾。這些雜志包括1857年在聖路易斯創辦的《鋼鐵時代》、1863年改名為《鋼鐵》的《芝加哥商業雜志》、1855年創刊於紐約的《五金工人和美國制造商通告》（1863年改名為《鐵時代》）。僅從這些標題上就可以看出，一個鋼鐵和工業的新時代已經來臨。這一新時代與內戰不期而遇，同時又在一些方面被內戰所詮釋。正如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曾說的，如果報紙（同時也包括這些商業雜志）代表著一個國家與自我的對話，那麽鐵路則帶動了這些對話。報紙和鐵路都削弱了地域的阻隔、強化了一種獨特的美國民族性的普遍意識。這種意識的凝聚既要依靠鋼鐵，也要依靠情感和意識形態。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的。

美國鐵路的發展開始於1827年，當時巴爾的摩的居民希望能夠和紐約的經濟霸權一較高低，同時也希望擁有另一種通向伊利運河的運輸工具，於是便開始修建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巴爾的摩為此竭其所能召集社會各界名流參與開工儀式。當年7月4日，《獨立宣言》的最後一位在世簽署者查爾斯·卡羅爾（Charles Carroll）親自為這項工程破土動工。在那之後，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的進度可謂緩慢而穩健。到了1853年，鐵路已經向西修建了612公裏，到達了弗吉尼亞州（之後的西弗吉尼亞州）俄亥俄河之濱的惠靈。不過，其他州在那時也紛紛開始修建鐵路。1835年，根據巴爾的摩一份名為《奈爾斯每周紀事》的綜合性商業雜志的報道，民眾對鐵路運輸業帶來的機遇滿懷熱情。鐵路一旦建設完畢，乘客“天亮出發，天黑之前就可以”從坎伯蘭到達俄亥俄河，從巴爾的摩到俄亥俄州也只需要24個小時。[14]毫無疑問，如此迅捷的交通會造就一個不斷擴張的市場。那期《奈爾斯每周紀事》在報道巴爾的摩新興的鐵路事業時，同時還表達了對於西部擴張的興趣，並描繪了那些乘坐輪船去往西部的乘客們到達密蘇裏州聖路易斯時的場面，“一副活躍的生活景象，無疑充滿了生命力”。在這些到達者中，“有一些家庭帶來了自己的馬車、馬匹、家具、黑奴等，無疑是準備去往內地，”報道裏這樣寫道，“也有很多人換乘另一艘輪船，迎著日落的方向，向密西西比河上遊駛去。”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美國出現了很多私人鐵路公司，其中有些也會和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公司展開競爭。去往西部的美國人也不再選擇輪船，而是越來越多地選擇鐵路。實際上，鐵路成為美國的野心和擴張、平等和機遇的一個最重要的象征。

根據當時的說法，鐵路系統已經無所不能，可以聯通所有州的人。在1836年紐約的內部改進會議中，鐵路被稱為“窮人的路”，通過鐵路建設，少數人的財富投資給了所有人的未來，無論他們是貧是富。[15]1844年，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說道，輪船和鐵路“就像是巨大的巴士一樣，每天穿梭在形形色色各行各業的人之間，將他們牢牢綁在一張網上”。不過，鐵路的特別之處還在於“它讓美國人更加熟悉自己的土地上擁有的無盡資源”。他認為，鐵路把美國人連接在一起，從而“賦予時間新的速度，或者說，它將土地耕作、水源選擇、礦藏挖掘的工作提速了五十年……”他總結道：“鐵軌就是一根魔術棒，喚醒了土地和河流沉睡的能量。”

對於愛默生來講，鐵路是通往美國內陸的路徑。而這內陸，在麥迪遜和傑斐遜看來，就是美國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源泉。“對於我們文化中所有過失和優異之事，這片陸地都是天賜良方，”愛默生講道，“我們棲居的這片大陸為我們的身心提供了藥物與食品。它撫慰我們的心靈、治愈我們的疾病，並以此彌補學術研究和傳統教育的錯誤，將我們引入到與人與事的合理關系之中。”[16]愛默生理想主義地祈禱內陸地區可以修正美國的錯誤，也可以為東部沿海城市與日俱增的人口提供家園和港灣。這些祈禱注入西部發展的神話之中，稱為美國最有力、最持久的一個象征。

當然，西部神話既不是埃莫森所獨創的，也不是起源於美國。自中世紀以來，歐洲文化中廣泛存在著對於神秘西部土地的信仰。對於歐洲人來講，他們在“探險年代”中的發現提供了切實的物質證據，證明西方存在著一片富饒的土地。到了18世紀，文明必然向西發展的觀念已經與美國聯系在一起。詩人和早期拓荒者對這些關聯都頗為歡迎，他們都認為在這個新世界中可能存在一個個人烏托邦和政治烏托邦。在1793年《美國：一份預言書》（America: A Prophecy）這首著名的詩歌中，激進的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將美國革命比喻為“吹遍美國大地”的天啟之“風”，它顛覆了“阿爾比恩的天使”，開創出一片新的“天國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