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帝國的西征從聯盟到國家（第4/14頁）

1861年7月，在第一次馬納薩斯之役過後，通往華盛頓的大門已經向邦聯軍隊敞開了，但是邦聯軍隊卻並沒有乘勝追擊。在南方指揮官約瑟夫·E·約翰斯頓看來，一部分問題在於邦聯軍隊的自滿和混亂。“打了勝仗的邦聯軍隊比戰敗的聯邦軍隊還要渙散，”他回憶道，“他們相信取得了這場勝利，戰爭的目標就已經達成，他們已經做到了國家要求他們做到的一切。”於是，很多人“隨隨便便地就離開了部隊去照料受傷的朋友，經常是陪同傷員前往各個偏僻城鎮上的醫院”，或者幹脆帶著“戰場上獲得的戰利品”，得意揚揚地回家了[7]。他們的離開至少可以說是為時過早。還有長達四年的戰爭等著他們。

即使說第一次牛奔河之役是一場虎頭蛇尾的戰爭，它也還是無疑打破了北方的幻想：僅憑一場戰爭，並不能夠把脫離聯邦的各州重新奪回來。而對於邦聯來講，這場戰爭也打碎了它們和平獨立的希望。雙方都已經明白地看到，這將會是一場持久戰，決定最終結果的因素不僅是人，還包括軍備物資，士氣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這場戰爭的作戰雙方都主要由志願軍組成，因而士氣絕不是無關緊要之事。雖然聯邦和邦聯都被迫通過征兵來補充他們所剩無幾的部隊，但雙方很大程度上都還是要依靠自願入伍來保證戰場上的軍隊數量。一旦最初對於戰爭的熱情消耗殆盡，這種志願兵役制度就需要一些激勵。也許相比南方，北方更需要這種激勵。

對於邦聯來講，這場戰爭從政治以及實際意義上來講，都是一場自衛行動，也就很快為之正了名。因而，當聯邦士兵入侵“南方”領土，對其安全和奴隸制造成威脅時，反對聯邦的聲音反倒有增無減（地圖5）。對於聯邦來講，這個問題絕沒有這麽簡單。在那些湧入革命軍行列的國民中，也看不到誰會揮舞著《常識》小冊子，或是傳誦著《獨立宣言》。實際上，這些人根本不會在意那麽多。從前那些為保衛聯邦而戰的修辭也沒有讓北方志願軍們相信，聯邦值得他們為之奮鬥，甚至為之付出生命。很多年輕人都傾向於響應戰爭的號召，因而最初的志願軍熱情高漲。不過，幾場戰役下來，多數時候的勝者都是邦聯，因而對這些聯邦軍士兵來說，騎士交戰的浪漫想象很快就不復存在了。“交戰當天能感受到戰鬥的興奮之情，”1862年，在美國內戰中最血腥的一場戰役——安提塔姆會戰之後，一位聯邦士兵寫道，“但過後兩三天，戰爭的恐懼就很快襲來。”這種恐懼令人不寒而栗。“無法形容，”另一個士兵講道，“無法想象，也沒有文字可以描繪出我所看到的恐怖景象。”[8]

面對戰爭的現實，聯邦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他們可以一直為戰鬥提供支持。1850年，威廉·蘇厄德在參議院的首次演說中批評了奴隸制，他認為有一種“高於憲法的法則”[9]。到了美國內戰中期，聯邦領導者們，尤其是林肯本人，都意識到必須要將北方人的思想引導到一個比保衛憲法更加高尚的事業中去。確切地講，實際上，直到美國國土上出現了第二個國家之後，現代美國才真正開始形成。

紐約律師喬治·坦普爾頓·斯特朗（George Templeton Strong）在內戰頭一年指出，“被人稱為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治實體最終誕生了”。在南方各州脫離聯邦之前，斯特朗認為美國“從來不是一個國家”，而僅僅是“不同團體的集合，一旦遇到了嚴重的沖擊，馬上就會解體，沒有一個充滿活力的民族生命來作為把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核心”[10]。從長期來看，內戰為南北雙方都提供了這個核心。從短期來看，為延續聯邦而進行的戰鬥促使北方人將《獨立宣言》的理念和憲法的承諾相結合，去建造“一個更加完美的聯邦”。他們明白自己不能重建一個內戰之前的聯邦；他們必須努力按照它理應成為的樣子來重塑聯邦——一個沒有奴隸制的聯邦。

實際上，在獨立戰爭中，一些南方白人最終也得到了這樣的結論。他們意識到如果不廢除奴隸制，不將南方的非洲裔美國人武裝起來的話，他們的獨立事業將會就此斷送。不過，其他一些人卻認為，這種觀念只會導致失敗。正如脫離派發言人、邦聯軍隊少將豪厄爾·科布（Howell Cobb）所稱，邦聯“不能讓奴隸成為士兵，也不可以讓士兵成為奴隸”。利用奴隸勞工為戰爭效力是一回事，但把他們武裝起來卻是另一回事。科布也警告邦聯戰爭部長詹姆斯·塞登（James Seddon）說：“奴隸變成士兵的那天，革命就離結束不遠了。”“如果奴隸可以成為優秀士兵的話，”他也承認，“那麽我們關於奴隸制的整個理論就是錯的。”不過到了這個階段，邦聯已經搖搖欲墜。在它存在的四年中，國外援助一直對邦聯避猶不及。只要能獲得這些援助，甚至科布也做好了廢除奴隸制的準備。他建議賽登，在“采納武裝奴隸這樣的自殺性政策之前”，要抓住這根稻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