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士兵的信仰沖突與服從（第4/15頁）

馬漢無疑熱衷於用海軍打比方。他甚至更熱衷於這樣一種觀點：美國企業也許會建立一個美帝國，這個帝國與那些歐洲國家的企業抗衡——或者至少是並駕齊驅。馬漢的觀點大受歡迎。這一方面是因為歐洲國家正在被“瓜分非洲”的戰爭所拖累，雖然美國人很少認為自己應該介入到歐洲的混亂之中，但大多數人都對擴張的機遇充滿期待。從另一方面講，相比於其他一些人，馬漢的主張也相對完善。從職業和志趣的角度，馬漢都傾向於相信美國應該擴張自己的海洋力量，因為他察覺到了“世界整體局勢的不安”，擔心這種不安在長期意義上會給美國造成麻煩。他指出，如同之前一樣，美國的安全依靠的是“自然的優勢”，而不是“智慧的準備”，因此，他警告說：“很可惜，美國還沒有準備好在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區獲得與它利益相稱的影響力。”[7]

對於牧師喬賽亞·斯特朗等人來講，他們建立帝國的沖動，與他們對於移民會給這個國家造成不良影響的恐懼是相輔相成的。在美國內部，保障盎格魯—撒克遜人對於政治和文化的支配地位——即“對這片土地的道德征服”——引領他們萌生了這種多少有幾分野心的主張，他們認為，要想實現這一主張，最好的方式是在美國之外也進行反復的灌輸。實際上，就像有一些總統——的確是世界上很多領袖——經常會通過聚焦國外事務來轉移國內混亂一樣，這一時期的一些美國改革者也提出了一個現代的、更加廣闊的昭昭天命。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僅僅是在為自己的改革議程尋求辯護，並希望相比西部的土著人和擴張城市中的新移民來說，其他國家和人民更能接受其訓教。從更大程度上講，他們是一項事業的鬥士，這項事業就是美國。

沖突的理念鍛煉了他們的傳道工作。在斯特朗的著作《我們的國家》一書的導言中，公理會牧師奧斯汀·費爾普斯（Austin Phelps）宣稱：“要想拯救我們整個國家，就需要通過最嚴格的訓練獲得特定的軍事品格。”費爾普斯心中的軍事品格就是美國內戰中所展現的那些。“賓夕法尼亞州的戰役對於內戰的重要意義，”他認為，“就像是葛底斯堡戰役對於賓夕法尼亞戰爭的意義，阿靈頓山一役對於葛底斯堡戰役的意義一樣，也正像是當前的機遇對於這個國家的基督文明的意義。”當然，斯特朗的書中專注探討的就是民族主義這場戰役。他強調說，美國人正處於“建立一個國家”的過程中，並且是建立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家（他是指一個講英語的國家，而不是一個不同的民族）。正如斯特朗所看到的，美國已經走在了“國家的道路上”，因此注定會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偉大家園，也會成為他的權力最重要的棲身之地、他的生活和勢力的中心”。這種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主義的影響力將從美國向外擴張，這無疑將使世界上的“下等人民”受益。他總結道，就像17世紀的祖先一樣，“美國不是為了自己而奮鬥，而是為了世界而奮鬥”[8]。

1898年，這種以國家之名——實際上，也以世界之名——將軍事與道德合二為一的視角不只是斯特朗和馬漢這些才智之士在思想上的匯流。此時正值美國介入古巴的獨立事業時期。古巴是門羅主義的一個例外，它實際上是西班牙眾多殖民地裏有待轉手的一個。關島、菲律賓、波多黎各也都在西班牙的司法管轄之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古巴才是麥金利在第一任期內面臨的最主要爭端的催化劑。介入爭端固然是出於一種理想主義，但解放古巴的戰爭使美國真正開始進入到國際實力政治的驚濤駭浪之中。

很多當時的報紙，諸如約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紐約世界報》和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紐約新聞報》都報道了西班牙的暴行。對於毗鄰的殖民地人民遭受如此壓迫，美國人感到非常憤怒，這種憤怒的情緒在麥金利競選總統那年達到了頂峰。不過，總統最開始並不願意讓美國介入到這場沖突中。在很大程度上，公眾對於戰爭的支持態度是被那些所謂的黃色報刊，尤其是兩大媒體巨頭之間銷量戰所慫恿的（圖44）。1898年初，一次微小的外交過失——一封西班牙首相寫給華盛頓批評麥金利的信件被報紙發表了——導致了一場重大的災難。停泊在哈瓦那的美國緬因號戰艦突然爆炸，超過260名船員因此喪生。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傳言普遍相信這是一次西班牙人精心策劃的破壞行動。“銘記緬因號！讓西班牙人見鬼去吧！”這樣的呼喊聲表明了美國的態度。同年春末，美國加入到了這場戰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