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後的邊疆之外美國的新政（第6/16頁）

新移民們為當時美國種族歧視的嚴重程度所震驚。南方移民可能對此沒有那麽驚訝，但和西印度群島的移民一樣，他們遭遇了一個二元對立的城市環境，對他們以及對許多歐洲移民來說，這種城市環境都在經濟上排斥他們，有時甚至懷有公開的敵意。20世紀20年代，經濟繁榮給美國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讓舊問題惡化，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三K黨（他們聲稱自己是美國愛國主義的代表）在這個時期的卷土重來（見圖52）。隨著“百分之百美國主義”這一理念的崛起，在強勁的現代化市場驅動下，三K黨的成員數量劇增，從1920年的5000人增至1925年的幾百萬人。

自內戰後首次化身以來，三K黨也擴張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在移民、進步主義和一戰造成的緊張局勢中，將三K黨的所作所為指責為帶有偏見似乎已經不夠準確了，因為它看起來好像反對一切的人與事，並且有各種各樣的反對理由，從種族到宗教，五花八門。三K黨的活動範圍也更多地聚焦到城市，一個原因就是很多南方的黑人和白人移居到了北方城市，尤其是像底特律這些汽車行業飛速發展、有大量就業機會的城市。不過，三K黨勢力的中心地帶還是在中西部地區，尤其是在印第安納州，三K黨有效控制了該州的共和黨。然而，1925年，三K黨領導人大衛·斯蒂芬森（David C. Stephenson）被判攻擊一位年輕女性瑪奇·奧博霍爾策（Madge Oberholtzer），構成二級謀殺，印第安納州受雇於三K黨的重要政客和法官名單隨之流出，至少在政界，三K黨的勢力開始減退。

圖52 三K黨遊行，華盛頓地區（賓夕法尼亞大道），1926年9月13日。大多數與三K黨相關的象征都來源於20世紀早期三K黨卷土重來的時期。如照片中所示，三K黨公然地展示自己，將自己置於美國的中心位置。然而，在三K黨這樣展示自己“實力”的時候，它已經不再像20年代初那樣具有強大的政治實力，但也沒有完全失勢。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59666）。

在文化上，情況則有所不同。三K黨引領了20世紀20年代的至少部分時代思潮，反對傷風敗俗——這是從廣義上講，但通常指的是酗酒——也反對移民。它主要利用了正在形成的這個現代的、商業驅動的、多民族的世俗美國和一戰前的那個傳統的、注重家庭的、單一民族的虔誠美國之間的緊張關系。事實上，美國從來沒有哪怕只是接近過這樣一種受限的、狹隘的狀態，但這個事實並不重要。戰後的英國還沉湎於對戰前愛德華時代的穩定和安全的幻想中。同樣，美國也為自己——不止一次地——虛構了一段神話般的歷史，這種歷史與其真實的過去毫無聯系，卻實實在在地影響了它的未來，而在這未來之中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虛構——理想的美國人。

想要定義美國人、並且由此定義美國主義的這種沖動，著實可以稱之為一種美國傳統，向前能夠追溯到克雷夫科爾在1783年提出的那個著名問題：“那麽，什麽是美國人，這個新人種呢？”20世紀給這個論辯帶來了新的視角，也就是從科學和偽科學的角度來看待這個社會文化過程。20世紀20年代，在移民問題上，美國通過了一些新的限制法案，而這些限制越來越多地是基於種族的模糊概念。公民國家主義理想，即由克雷夫科爾首度提出、羅斯福加以修訂的新國家主義，正是基於對克雷夫科爾所稱的對“古老的偏見和風俗”的否定，以及對“新生活方式”的肯定。

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這種理想被國家主義中一種近似於生物決定論的解讀所改變，或者可能是所感染，這種解讀拒絕認為理想的美國人是一種“混血人”，而是強調民族排他性。這種觀點通過當時的一本暢銷書——麥迪遜·格蘭特（Madison Grant）的《偉大種族的消逝：歐洲歷史的種族根基》（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1916年）得到了廣泛傳播。格蘭特是紐約動物學會主席，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優生學提倡者，他提出北歐日耳曼民族優越論，這在那些本就已經傾向於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優越觀點的人當中引發了共鳴。處於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歐洲對他的觀點相當贊同，而相比之下，雖然許多美國領導人也同意他的觀點，美國人整體上卻對他的那些極端觀點相對無感。

有些諷刺的是，卡爾文·柯立芝還是副總統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反移民的誹謗文章，發表在《好管家》雜志上。他在這篇文章中幾乎重復了羅斯福對美國化的分析，但最終還是顯現出了一些從格蘭特那裏受到的惡性影響。柯立芝指出，移民如果指望被允許“穿過自由的大門”，就必須表現出“同化的能力”。但柯立芝認為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種能力。“不管是出於什麽情感上的理由，種族因素都太過重要，不能置之不顧，”他論證道，“生物學規律告訴我們，某些不同的種族是不會混合或者融合在一起的。北歐日耳曼民族自身的繁殖是成功的，但一旦和其他民族通婚，雙方都會惡化。”“身心發展的質量，”他總結道，“表明對一個國家來說，遵守種族法案和遵守移民法案一樣重要。”柯立芝心裏想的到底是何種偽造的“生物學規律”，我們無從得知，但他似乎的確把“自由的大門”和天堂的大門混為了一談，並且非常固執地認為“只有一種移民是可以接受的，這些人會不斷顯露造物者的神聖意志，並以此證明我們對人類的信仰是正確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