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後的邊疆之外美國的新政（第5/16頁）

非法酒精的傳播促進形成了一張互相聯系的非法活動網絡，包括賭博、藥品生產、消費和賣淫，這些非法活動經常發生在那些非法經營的酒吧中。並且，許多顧客在越過了禁酒法的界線之後，就更容易被誘導著繼續冒險。有了禁酒令帶來的賺錢機會，城市和政府官員、執法部門和法官都很容易腐敗墮落、與掌控酒精貿易的犯罪集團串通一氣，也很容易遭到恐嚇、對犯罪集團的舉動視而不見。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黑幫：“刀疤臉”阿爾·卡彭（Al“Scarface”Capone）在芝加哥建立了一個蠻橫的犯罪帝國，在鼎盛時期每年約有6000萬的收益。卡彭的勢力相當大，他覺得單獨行動既無必要也不明智，因而帶著摩托車警衛、開著輛裝甲卡迪拉克——他自然有好幾輛——四處周遊。在十年裏他一直規避著法律，直到1931年才最終遭到起訴，而罪名不是別的，偏偏是逃稅。

無論是對於當時的美國人還是現在的美國人來講，卡彭令人著迷的地方就在於，他的經歷似乎是一個非常美國化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寓意是犯罪得不償失，但只有在罪犯忘了納稅時才會如此。作為一個個體，卡彭似乎同時體現了20世紀20年代典型的一致性和反抗性，並且也與這個國家的新商業議程步調一致。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些犯罪集團——卡彭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個——在管理和市場運作方面與正當業務並無二致；當然，在業務執行方面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福特也許是派過與底特律黑手黨有牽連的人來確保工人遵守公司政策，但工人不服從公司政策的最壞後果也只是暫時失去生計，並不會永遠丟掉性命。美國黑幫卡彭的媒體魅力至今經久不衰，但事實上，在那個美國人除了恐懼本身之外沒有什麽可害怕的時代，他卻代表著一種恐懼的來源和象征。對此，美國人是感到害怕的。

將20世紀20年代稱為“爵士樂時代”或“興旺的20年代”，其實掩蓋了美國人在這十年裏所面臨的壓力，而這個時期的繁盛既是對這種壓力的否認，也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多斯·帕索斯所說的美國是“兩個國家”就簡潔地總結了這種境況，但這種分裂又共存的關系並不僅僅存在於富人和窮人之間，也存在於當地人和移民之間、黑人和白人之間、男性和女性之間、犯罪分子和守法公民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聚焦於一戰時期。

現代文學對這些分歧做出了回應，作品中也充斥著這些分歧。許多作家都在文學作品裏探索了戰後的幻滅，如多斯·帕索斯的《三個士兵》（Three Soldiers，1921年）、E.E.卡明斯（E. E. Cummings）的《巨大的房間》（The Enormous Room，1922年）、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永別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1929年）和T. S.艾略特（T. S. El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年）。其他一些作品則聚焦於此世紀20年代這個美麗新物質世界裏美國民眾個體之間的疏離，並以此來間接反映戰爭帶來的後果，如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的《大街》（Main Street，1920年）和《巴比特》（Babbit，1922年）、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的《人間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1920年）和《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6年）以及托馬斯·沃爾夫（Thomas Wolfe）的《天使，望故鄉》（Look Homeward, Angel，1922年）。在這之中，有許多作家都是“迷惘的一代”這個一戰後在巴黎松散組織中的一員。他們從一段距離之外觀看自己的國家，認為個人與客觀力量之間的鬥爭才是這個時代的核心主題。

海明威在回應哈定的阿靈頓公墓講話時指出，在這個時代，“光榮、榮譽、勇氣”這種概念已經毫無用處。在他看來，這種話“倘若跟具體的名稱放在一起，例如村莊的名稱、路的號數、河名、部隊的番號和重大日期等等，簡直令人厭惡”。但這種個性的缺失並不能僅僅歸咎於一戰。工業化是一股越發無情的力量，它侵蝕了個體的能力，這種侵蝕不是文學修辭，而是真實發生的。例如，在底特律的汽車業中，1910年有75%的工人都是熟練工，十年後僅剩10%的工人為熟練工。1921年的無名烈士葬禮讓這種無名身份成為整個國家的一種感情象征，然而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讓他們變成無名之輩的不是戰爭，而是工作，不是武裝沖突，而是流水線的到來。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是迷惘的，但迷惘是在眾人之中，而不是在巴黎。這就是進步的代價。也有人擔憂，這種進步對於美國的意義何在。

“布魯斯藍調”

海明威和哈定都斷定，在人們所認為的傳統價值與現代主義之間存在明顯分歧，而現代主義正是一戰給歐洲帶來的文化、社會轉型的一個特點。乍一看，這種論斷似乎並不適用於美國，因為1921年後美國的經濟繁榮發展、文化充滿活力。不過，美國文化的驅動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讓人不安的階級和種族辯證法，並且後者再也不能只歸咎於“南方”，在這裏，南方的意義是心理上的、道德上的，也是地理上的。這是一場全國性的論辯。其實它從來都是，但在20世紀之前，人們也許還可能假裝這場論辯沒有波及全國，而到了1910年之後，就不再可能了。1910年開始一直到30年代期間，南方農村地區的非裔美國人向北方“大遷徙”（20年代裏就有超過100萬人遷徙），底特律、芝加哥和紐約等城市的黑人社區數量相應增長，加上從西印度群島湧入的移民，讓這些北方城市本就已經兼收並蓄的社會文化融合變得更加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