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變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時代的美國（第3/14頁）

圖58 舊金山韋爾公立學校的一年級學生向國旗宣誓效忠（照片由多羅西婭·蘭格於1942年4月拍攝）。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被安置到位於亞利桑那、科羅拉多、懷俄明、阿肯色等州的“集中營”，另一些人被流放到印第安保留地。當然，這裏的“集中營”是指羅斯福當時所稱的“重新安置”中心，而不是二戰之後為人們所普遍理解的那個含義。多羅西婭·蘭格作為戰時人員調動管理局的員工拍攝了這張照片，但是戰時人員調動管理局對它所傳達的信息十分惱怒，於是沒收了這張照片和蘭格在1942年拍攝的關於加利福尼亞州日裔美國人經歷的其他作品。由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42810）。

期望美國黑人們在種族隔離的軍隊中為自由而戰，這已經足夠諷刺。對於很多入伍的日裔美國人來說，情況更加令人難以理解，因為事實證明他們的忠誠很容易受到區域的影響。西海岸地區以外，尤其是夏威夷地區的日裔美國人並沒有被看成美國的潛在敵人，雖然那裏比加利福尼亞更有可能成為入侵目標也沒有被投入集中營。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美國以如此自相矛盾的方式破壞著他們的公民身份，仍然有超過3萬名的日裔美國人選擇了參戰。當然，並非所有人都會這樣做。戰爭結束後，有大約5000人放棄了美國國籍並離開美國。不過，大多數日裔美國人就像非裔和土著美國人一樣，在海外戰場上為一個剝奪了他們平等權的國家而戰。這一事實不僅證實了他們對這個國家的忠誠，同樣也保全了國家對他們的忠誠。

在二戰時期，一直以來遭到排斥的美國邊緣群體就像在獨立革命、內戰和一戰中那樣，在戰爭中士氣得到鼓舞，從而將自身置於離國家中心更近的位置。就此而言，他們遵循的也是一種受沖突影響的民族傳統。正如戰爭宣傳的那樣，在18世紀帝國侵略時期、19世紀奴隸制和內部分裂時期，以及一直以來的社會不平等中，美國人一直都為自由而戰。蘭斯頓·休斯在他1942年的詩歌《自由之路》中強調，所有的美國人，無論是何種族，“都行進在自由之路上”：“團結則興，分裂則亡/為了所有人，讓我們把這裏變成一片安全的土壤。”他宣稱：“我得到一則訊息，你們知道這是正確的/黑人和白人要團結起來共同戰鬥。”對於休斯而言，美國是一片“變革中的疆域”，這個時期盡管有種族隔離和不平等問題，即使面臨著反對的聲音，美國人依然有希望實現“從貧困到富裕的轉變”。在這個國家中，“一個所有公民都前所未見的、更好更健全的民主制度”仍然是一種發展方向[7]。

然而在20世紀，民主思想本身也經歷了從民族觀念向帝國主義準則的變遷，這很大程度上是二戰造成的。對於美國而言，這場戰爭主要在兩個方面不同於以往的沖突：一是強加於美國理想主義之上的新型全球責任，二是20世紀中期美國出於宣揚自己價值觀的目的而承載的物質負擔。這種區別在美國將軍喬治·馬歇爾（George C.Marshall）的承諾中得到了簡要的表達：“在這場可怕的戰爭結束之前，在全世界眼裏，我們的國旗既象征著自由，也象征著壓倒一切的力量。”[8]

1945年春天，馬歇爾的預言似乎得以實現。事實證明，美軍在同盟國擊敗德國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自此，象征著愛國主義和美國力量的美國國旗在硫磺島的折缽山上豎起，在從德軍占領下解放出來的城鎮中飄揚，在歐洲勝利日之時，它還被揮舞在紐約、巴黎、倫敦等各地人們的手中。1945年5月14日的《生活》雜志封面上沒有使用國旗的照片，而是刊登了攝影師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攝的照片，照片展示了一位站在紐倫堡體育館巨大的納粹黨卍字標志前的一名美國士兵。這張名為“勝利的美國人”的照片通過更加個人化的表達方式，表現出美國人在戰事結束時表現出的解脫與自豪。士兵的照片與宣傳性的揮舞旗幟的圖景形成一種對應，後者和旗幟本身一樣隨處可見，並且在愛國旗幟的背後也藏起了太多的戰爭現實。

然而，在歐洲慶祝解放的時候，幾十萬美國軍隊仍在艱難地攻打日軍防衛，從琉球群島右側的小火山島硫磺島開始，沿著島嶼群一路攻向日本島的最南端，最後攻上日本島。這是一場來之不易的勝利，美軍僅在沖繩的死傷人數便超過5萬。1945年2月，美國國旗在硫磺島上升起。攝影師喬·羅森塔爾（Joe Rosenthal）將這個畫面永久地記錄下來，自此之後，它被印在各種海報和郵票上，被和平運動所模仿，還被很多藝術家和攝影師反復提及，試圖從中找出一個或嚴肅或戲謔的角度。這一事件成為馬歇爾所謂的那種壓倒性力量的有力證明（圖59），不過，它並不代表真正取得壓倒性的勝利，而只是這場還將持續一個多月的戰爭中的一次勝利而已。6個多月之後，象征著美國力量的原子彈最終結束了這場戰爭。對於美國而言，在太平洋開始的戰爭將在同樣的地方結束，但結束的時間要等到194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