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變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時代的美國（第4/14頁）

對很多美國人來說，太平洋戰場一直是戰時美國的情感焦點，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正是太平洋上的珍珠港事件將他們卷入了這場戰爭。並且從概念上講，太平洋戰場也更加清晰明了。歐洲戰爭則與此正相反，美國一直以來都對歐洲的糾葛保持懷疑，1940年的納粹力量更是讓美國感到既茫然又恐慌。正如英國文學教授、退伍老兵保羅·富塞爾（Paul Fussell）所強調指出的那樣，很多美國年輕人在加入被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稱為解放歐洲的“偉大的十字軍運動”時，都會在最初表示猶豫。這表明懷疑自己該不該為別人的自由而戰的不僅僅只有美國黑人士兵。一些人認為完全沒必要和有個美國士兵所說的“該死的歐洲”卷到一起，就更不要說英國這個他們早在1776年就擺脫了的曾經的帝國主義強國。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被迫向英國下議院表明，早在1776年，英國就已不再是一個帝國主義強國了。[9]

圖59 《美軍士兵在硫磺島豎起國旗》（1945年2月23日）。這也許是最能代表戰時美國形象的一幅照片。美聯社攝影師喬·羅森塔爾憑借這幅照片獲得了1945年普利策新聞獎最佳新聞圖片獎。這幅照片自問世以來已經被無數次地復制和演繹。其中最著名的復制品雕塑擺放在華盛頓阿靈頓公墓外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紀念館，約翰·肯尼迪在1961年參加了雕塑的落成儀式。經美聯社許可使用。

在海外戰場上，美國士兵心中的不滿無可厚非。而同盟國也同樣對他們感到了不滿。同盟國不出所料地看到，美國人希望在他們面前塑造一個強大的、樂觀的美國國家形象，但他們也看到了美國不那麽願意突出的一面：不管是軍隊的設施方面，還是軍隊所駐紮的城市和鄉村中，都存在著種族隔離的現象。不管從哪種角度看，美國的實力、自豪和種族關系方面的偏見並非總能讓它的同盟國產生好感，不過，美國軍隊和政治領導者們也並不需要說服同盟國認同美國參戰的價值，以及付出這些代價的必要性。

1944年6月6日諾曼底登陸前夕，第三集團軍司令喬治·巴頓（George Patton）聲稱所有“真正的美國人都享受戰爭的疼痛和碰撞”，他告訴士兵們“美國人從未也決不會在戰爭中失敗”，巴頓將軍這樣說並非是因為他真的相信這一點，而是為了鼓舞軍隊士氣。與當前的戰爭宣傳一樣，巴頓傳達了一種尚武的傳統，這一傳統源自美國大革命時期，並且贏得了絕大多數美國人的贊同。在諾曼底登陸那天進攻奧馬哈和猶他海灘的過程中，在兩萬名士兵喪生的坦克大決戰中（在解放諾曼底的過程中同樣損失了兩萬平民），在硫磺島和沖繩島戰役中，或當他們抵達達豪集中營面對納粹的“猶太人滅絕方案”所造成的現實時，這種尚武傳統是否為士兵提供了精神支撐，我們尚不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是，壓倒性的力量必然需要付出相匹配的代價。這裏的代價並不僅僅簡單指傷亡人數：到頭來，美國付出的代價是在1945年之後它將持續不斷地投身於沖突，並且通過戰爭重新定義美國的國家身份。

就這一點而言，不論是在個人層面對於參與戰爭的美國人來說，還是在政治層面對於美國這個國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成為最終的轉變性力量。在二戰之前，美國一直采取部分意義上的隔離政策（實際上僅是與歐洲隔離）；在二戰之後，美國才應了威爾遜提出的理念，開始不情願地介入到全球事務之中。二戰造成的破壞對美國在冷戰中行使的種種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權力起到了促進作用，不過，這種破壞至少從表面上看並未對美國造成負面影響。從經濟的角度看，美國在戰後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1940—1945年間，由於整個國家卷入到戰事之中，美國在工業和國家實力方面實現了空前的繁榮。

顯然，美國的軍事擴張在速度和影響方面都很突出。軍事相關的就業人口從20世紀30年代的約30萬人增長到戰時全國12%的人口（約1600萬），並且再也沒有回落到戰前水平。這一數字僅在冷戰之前短期下降至約150萬，並且隨著冷戰的到來再次增加。軍事開銷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從1940年的1.7%增至1944年的37.8%。諸如戰時生產委員會（1943年改為戰爭動員辦公室）和戰時人力資源委員會這些負責軍事動員的聯邦機構影響到商業和社會的方方面面，民用工業都被聯邦政府收歸為軍事生產機器。以前的汽車生產線都在生產坦克、卡車和四輪驅動的新型“吉普”；飛機制造業（主要是軍用飛機）在五年內幾乎增長了10倍；因為采取焊接而非鉚接技術，“自由輪”運輸用船的生產效率也大大提高，戰時以超過每天一艘的速度被生產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