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雅與感性

1688年之後所有關於性的討論，其首要的主題都是男性行為舉止之墮落與改良。鑒於男人們的行為如此惡劣，而外部監管亦多不復存在，因此，如何馴化他們本性中的放肆與淫亂便成為了當務之急。

早期男性之榮譽與斯文的典範大都忽視了異性，而主要著眼於男人之間的交往。其時普遍認為，女人相對而言更缺乏德性與自制，男人不應該從她們那裏學習如何自我控制。不過在18世紀，這一觀念已逐漸被顛覆，如今人們開始相信，事實上，女人擁有更高的道德。因此，對於男性而言，與女性的交往成為了一種基本的修身方法，以此來培養其風度，教導其有關“優雅”、“感性”與行止有度的全新理想。

大多數當時的評論者都將這一觀念的歷史追溯到中世紀，聲稱騎士精神之誕生乃是西方文明一個關鍵的進展。其“對於女士之極大的尊重與敬奉”，按照約翰·米拉爾的風行之作《品第之起源》（Origin ofthe Distinction of Ranks）的說法，“仍然深遠地影響了我們對於女士的行為，使得她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優雅、周到與悉心的對待，而希臘人與羅馬人則對此一無所知，甚至所有的古代民族亦如此。”不過，當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尤其指責路易十四因襲那種男性之“體貼與尊重”的傳統時，可能更為接近事實，當時的女性受到的正是此種傳統之對待。的確，這一新觀念之最近的先例出現於17世紀的法國。

從17世紀早期開始，一些主要的法國思想家就發展出一種關於女性的全新觀念：她們在道德上絕非更低，而是體現出一切良善與美好的品質。同樣是在法國，有關兩性具有相同理性能力的論述首次被廣泛接受與發展，部分應歸功於笛卡爾有關身心二元之革命性觀念的影響。在法國宮廷內，在沙龍裏，更普遍的是在法國文化的上層之中，有教養的女性紛紛以贊助人、知識人以及男性舉止品評者之身份出現。正如克裏斯托弗·雷恩在1665年對一次訪問的記述：“女人們……在這裏制造著語言與時尚，並攪和到政治與哲學之中。”

然而，這些理想被譯介到英國的歷程卻緩慢而曲折。它們顯然影響了查理一世宮廷中的柏拉圖式愛情的風氣，不過隨後受到內戰的幹擾。在17世紀晚期，也有少數英國作家支持類似的觀點。查理二世有個名叫威廉·拉姆齊的醫生，曾在蒙彼利埃求學，他就聲稱女人“與我們沒什麽區別，除了生殖器有異。她們一般而言，更為聰明，也比男人更敏銳……她們多數人比男人更為慈悲，更為虔誠、忠實、溫和、美麗。”她們的存在由“一種更高貴、更純凈的物質構成”。不過，在王政復辟時期的宮廷，這並不是一種主流的觀點，而在英格蘭也不存在這樣一種文化，可以包容兩性共同參與的思想與社會沙龍，而正是在其中，上述新觀念得以蓬勃生長。

1688年之後，女性之影響力的觀念得到了人們的熱情支持。這屬於一項更廣泛運動的組成部分，那項運動旨在以公共與私人生活之更優良的行為標準來取代放蕩的準則，其源自移風易俗運動。正如人們相信光榮革命開創了一個繁榮與政治穩定的全新時代，艾迪生、斯蒂爾和其他18世紀的作家也主張，那種優雅的理想體現出一種雅致而富有德性之都市男性氣概的嶄新典範，適應於現代的商業世界。對於女性更完美的假定居於其核心（它的法國及貴族源頭被有意忽略了）。正如“女人被塑造出來，以便緩和男人的性情，撫慰他們以使其變得溫和與憐憫”，因此，經常與她們對話，對她們的觀念抱有敬意，並從她們的美德中獲取教益，如今已被公推為男性接受教化而成為一名紳士的關鍵途徑。男人要“盡力取悅異性，以那些最合宜她們的行事方式來切磋與琢磨自身”，沒有這種動力的話，“他不但會成為一個不幸福的人，而且還會是個粗魯的半成品”。

男人要在多大程度上取悅與模仿女人，這顯然是一個關鍵的問題。一些早期支持優雅之人相信，男性舉止能夠通過與男性同仁之共事而得到改進，但這只是一種少數主張。“在我們的時代，若要看上去優雅，紳士風度與女士皆屬必不可少之物，”沙夫茨伯裏伯爵三世在1705年抱怨道，“我們可真倒黴。”到了18世紀30年代，這已成為了老生常談。“優雅之方別無他途”，一本暢銷的行為指南直白地宣稱：

書籍可以給予我們正確的觀念，經驗可以改進我們的判斷，但是只有與女士的交往才能使我們的談吐從容不迫，憑借此點，一位優良的紳士才有別於學究，還有商人。

斯威夫特也同意，“沒有女人的陪伴”，優雅是難以持續的：她們“一定會引導我們步入正軌，並使我們持之以恒”。再沒有“比跟一個有美德的女人交往更好的禮儀學校了”，休謨寫道，“在其中彼此讓對方愉悅的努力，一定不知不覺地改善了心靈，女性的溫柔與謙遜一定感染到了她們的崇拜者，而女性的優美也讓他們每一個都時時自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