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與改造

性慈善的出現促生了一種對付所有罪犯與社會另類的新方式。直至18世紀70年代，大多數罪犯被判處數周的苦役、具結保證、流放或絞刑，而監禁則並不常見。但到了18世紀晚期，興起了一股強大的監獄改革運動，其高潮則是最初一批現代監獄的興建。這一運動的某些支持者與性慈善聯系緊密：“監獄”（penitentiary）這個詞本身即源自相關的慈善機構。雖然妓女收容所是自願性質的機構，但其規章與建築極大影響了有關監獄的新觀念。被收容者都被置於特定的建築之中，以便於全天候監視。她們被區隔為幾個等級。她們受到持續的監督，遵守嚴格的日程，強制勞動與禱告。經過長時間的監禁生活，以及此後的監外察看，她們將變得遵紀守法，脫胎換骨，對社會有用。正是這些原則啟發了現代監獄、少年犯管教所以及假釋制度的建立。

同樣，慈善的觀念也主導了人們對待失足女性的態度。妓女仍然作為墮落的罪犯，受到監管、懲罰與唾棄。不過，即便是最嚴苛的批評者，如今也傾向於承認性交易的根源在於社會與經濟環境，而非個人品格。作為其中的一分子，女權主義者將賣淫視作男權社會一切深層不公的象征。“收容所與懺悔院無法革除這些弊端”，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寫道，“不是慈善，而是正義，才是這個世界所缺乏的！”與此同時，她們也認同妓女身處悲慘的環境。因此，“解救”與改造失足女性的吸引力仍然有增無減。

1800年之前私下踐行或倡導這一做法的人包括詹姆斯·博斯韋爾、塞繆爾·理查森、塞繆爾·約翰遜、傑裏米·邊沁、羅伯特·霍洛威、約翰·衛斯理、多蘿茜·雷普利及其他重要的衛理宗信徒與傳教士。它之所以逐漸引起福音派的注意，一個原因即在於黑奴制與白奴制的相似之處。人們不需要出國就可以見到可憎的人口買賣，喬治王朝時代晚期一位救濟事業的支持者評論評道：“黑人奴隸的痛苦有哪一點倫敦娼妓未曾感受到？勾引者或強奸者在她們年輕時就永遠地將其毀掉……暴虐之行襲擊著她們的人身……並把她們蹂躪成最野蠻的動物。不幸的女子之內心難道不比野蠻的黑人更冷酷無情嗎？”另一位批評者論道，妓女的“奴役與慘境”比“那些西印度群島的非洲人所遭受的遠為不堪”。

在19世紀，人們開始普遍將賣淫稱為“巨大社會罪惡”或“白奴制”，而解救失足的女性成為了一種社會熱潮，某些在公共生活中最活躍的人物對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對那些爭取女性權利的人而言，妓女遭受的壓迫以及與她們當面交流成為了一個特別的信念。例如救世軍這樣的傳教士組織就將此視為其基本使命。這一觀念同樣也廣泛見於主流國教的牧師、作家、藝術家、社會改革家、政治家以及無數的公民。截至1837年，“聖教書會”已發行了五億本旨在拯救失足女性的手冊。鼎盛時期的查爾斯·狄更斯曾投身於建設與管理一座面向懺悔妓女的避難所，其資金則來自於女富豪安吉拉·伯德特-庫茨。他的小說家同仁喬治·吉辛試圖（但未成）通過結婚的方式來解救一個年輕的妓女。威廉·格萊斯頓將此問題稱為“我靈魂的重負”。在幾十年間，甚至當他任首相時，他都會在夜晚漫步街邊，以解救妓女。格萊斯頓夫人則會在唐寧街10號邀請懺悔者飲茶。1928年，在伊夫林·沃精彩的諷刺小說《衰落與瓦解》（Decline and Fall）中，白奴制及其騷動的環境已變成了現代社會之普遍、徹底腐蝕的顯著象征。

因此，在1800年以後很長時間內，拯救失足女性的熱情依然經久不衰。許多其他的性病醫院、收容所與懺悔院迅速地在國內外建立了起來。早在1816年，英國本土就存在至少十二座針對失足女性的避難所，愛爾蘭、印度及美國也有一些。不過，這類機構真正大量出現還是在接下來的一百年間。1860年，據一本新雜志《從良妓女之友》估計，倫敦約有二十四座“家園”，此外在全國還有四十座。到了1917年，整個英語世界已經擁有了四百多座。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個由數以百計的志願社團與收容所構成的網絡，致力於性純潔與救助工人階級女性。一位研究此現象的歷史學家評論說，救助單身母親完全是“一股全國性的潮流”。因此，由抹大拉之家與蘭貝斯收容所開創的救濟事業，發展成為維多利亞時代與20世紀早期中產階級最持久的關切之一，不論在大西洋東岸，還是西岸。

到了20世紀早期，性解救運動已經波及整個世界。國際性的白奴制成為了各國政府與國際聯盟的一個重要關切。即使在今天，這項工作仍在繼續。多數賣淫皆非自願，這一觀念已在現代西方深入人心，並及於立法和社會政策領域。英國與美國的救濟團體，如今往往把焦點放在第三世界以性交易為目的之女性買賣：不過，即使對於這些情況，它們秉持的核心原則仍然與18世紀中期無甚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