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平等

我的焦點主要在英國，但1800年之後類似的趨勢也可以在其他西歐與英語世界中找到，至少大體上如此。相反地，20世紀60年代以後西方世界的進程從一個方面而言，可謂是維多利亞式妥協的逐漸瓦解。婚姻的社會意義大為減弱，離婚率一路飆升。性濫交的程度史無前例。人工避孕的廣泛運用，使得性行為和性快感與懷孕和生育的分離較之以往更為徹底。正如我們所見，這種更大自由的本源在於啟蒙時代的社會與思想革命。所以，19和20世紀觀念中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就是性自由在理論與實踐的擴展。過去五十年的經驗不應被看作一種與此前的決裂，而應被視為這些滾滾大潮的加速前行，以及它們逐漸融入了性文化的主流之中。

男性的縱欲文化依然盛行，並發展於攝政時期以及維多利亞與愛德華時代。現代城市生活為男同性戀提供了無數發生隨意性關系的機會，賣淫活動在19和20世紀持續擴張。至1900年左右，在西化的世界中，每一座港口與城市都很容易見到同性戀亞文化的痕跡（一如格雷厄姆·羅伯所言，柴可夫斯基可以轉遍整個歐洲，並總能夠找到某人發生性關系）。對女性而言亦如此，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當時的女性就確信（其後的歷史學家也往往同意）自己正經歷著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在其中，都市生活為男女兩性都提供了更大的自由。20世紀早期“新女性”的誕生是一個節點，在此之後，主流的女權主義以及女性氣質的標準，開始越來越普遍地遠離傳統那種基於婚前貞潔的考量。

雙重性標準的此種緩慢而持續的衰微，乃是19和20世紀更廣泛思想文化之嬗變的一個征兆：平等觀念持續上升並最終勝利，成為了倫理與政治事務之指導原則。維多利亞式妥協的一個基礎在於，權力與原則因群體而異（不論是種族、階級、性別抑或性取向），目的是為了他們自身以及更大共同體的利益。早在19世紀，這種預設就遭到了女權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與其他進步論者的挑戰，但只有到了20世紀，它才被嚴重削弱，並最終被相反的原則所取代：所有的人都應在法律與道德上得到平等對待。如今，我們完全將此視為理所當然。這一原則在近幾十年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個體的性權利如今被普遍視作公共道德與利益中最切實甚或最重要的概念。哪怕是在五十年前，這樣的輿論共識也是不可想象的。

對於造成這些變化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是公共與私人觀念的不斷演化。正如本書所述，在18世紀公私之差異對於規定性自由的範圍發揮了關鍵作用。一般來說，“私人”行為應不受法律與集體制裁。另一方面，任何行為只要在他人或集體看來是反自然或有害的，那就仍然是面臨法律裁決的公共事務，即便這一行為是暗中進行的。因此，這兩者之間的平衡關系從來就不固定，依賴於權力、觀念與環境間的相互關系。實際上，女性與同性戀者的性隱私權在18世紀只得到了微弱的聲張，在19世紀獲得了某些實踐上的突破，只有到了20和21世紀才受到普遍認可，並取得合法地位。這一發展的歷史包含了一種引人注目的反諷。正如我們所見，性隱私權的觀念源自有關宗教意識之不可侵犯的論述。但如今的發展早已經超越此畛域，以至於保守的基督徒只能主張其宗教自由被女同性戀與女性的平等權利或關於避孕與流產的條款所侵犯。對於現代世界的人們而言，表達個體之性本能的權利變得比精神的良心更為重要。

不過較之以往，性並非僅僅變得更私人化，它同樣變得更公共化。性隱私的逐漸擴展也伴隨著公眾對於談論性事的持續而高漲的熱情，始於18世紀的媒體革命並未終止於1800年，大眾傳播的範圍與速度及其對於性事的熱衷仍然在持續地發展。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這些趨勢還開始加速前進。尤其顯著的是審查制度與個體壓抑的衰落，以及網絡在當代的興起，後者也使得公共與私人的關系更趨於復雜。事實上，我們時代的巨大悖論似乎表現在，作為一種文化，我們越來越強調性的私人性，不在政府與法律之公共領域的關注之內；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似乎也越來越有興趣將我們生活中最隱私的細節盡可能地展現給大眾。這種私人與公共間的平衡迥異於維多利亞時代，並且粉碎了維多利亞式妥協的諸多關鍵性要素。其本質的張力，如我們所見，須回溯至啟蒙時代。

我們到底前進了多遠？我們喜歡以一種線性進步的術語來思考社會變遷，而這也是啟蒙時代的遺產。但這往往會造成我們的歷史短視——我們很容易忘記眼前的狀況是多麽偶然，過往的歷史曾經充滿了各種可能的路徑，即使在最近幾代人中，性隱私權的邊界也一直遭受著挑戰與重塑。在法律與社會的實踐中，女性以及未婚人士之性自由被廣泛接受是一種相當嶄新的進展。即使在今天的英語世界中，避孕與流產的條款仍然受到高度爭議，賣淫問題同樣如此。雖然成人間自願亂倫有各種不同的定義，並往往延伸至不那麽有害的親屬關系，但只有部分國家對此允許，其他國家則將其治罪。關於性自由之界限存在各式觀點，這仍然是我們時代最具爭議的文化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