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抑與控制

要想細致地考察它們在1800年之後的發展，就需要對於整個時代進行一番全面的描述：因為正如此前幾個世紀，這一時期性觀念的演化反映了文化整體特征的嬗變。我在此的目標則更為謹慎。現代的性史研究很少考慮1800年之前的世界，而它們對於19和20世紀之特征的描述又莫衷一是——近期一部權威的維多利亞時代風俗史，論證了19世紀私人生活中的感官享受，而另一本著作則強調當時普遍的“反感官享受”。1本書最後的結語部分正是要解釋，現代的性世界中最顯著的特征與矛盾是如何由書中所描述的歷史進程所導出的。

基本而言，1800年之後的性觀念沿著兩條相反的路徑演化。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社會對於各種形式之性行為的控制仍在持續，甚至更為加劇。雖然公共懲罰的機制大體上被棄置，但其理想仍然留存。從某種程度上說，正如我們所見，它蘊藏於全新的啟蒙思維方式之中，這種思維方式並未拋棄正當與不正當之性行為的區分，只不過重新對此定義。在18世紀，中等與上等階層異性戀的男性，享有著越來越大的“自然的”性自由，而與此同時，被定義為“不自然的”或反社會的性行為，則遭受著日益嚴厲的壓制。在19世紀，性科學的話語開始占據權威地位，但它們也往往被用來論證女性欲望、同性戀或底層的性自由之不堪。類似於“社會凈化”的理想，在女權主義以及其他延伸至20世紀的進步論意識形態中居於核心地位。現代的思維方式未必會帶來更大的自由，至少並非對所有人皆然。

無論如何，所有人也並非都認同此種思維方式。1800年前後的數十年間，出現了一股激烈抵制啟蒙運動所謂之放縱原則與實踐的熱潮。其原因有多種，絕不僅僅在於反感縱欲。最顯著的原因就是當時紛至沓來的政治危機，首先是英國失去了北美殖民地，繼之而來的是法國大革命帶來的令人恐懼的大災難，而其頂峰則是英國的舊制度為了存續，與國內外激進主義所展開的絕望戰爭。這一時期同樣令人不安的還有空前的人口與經濟變局：人口進一步激增（從1700年的約五百萬人增至19世紀50年代的約兩千萬人），工商業經濟一日千裏，都市生活迅猛擴張，大面積貧困比比皆是。

在這一國力衰落與社會動蕩的背景之下，宗教信仰與社會保守主義的重要性開始廣泛地被重新確認：只有返回根基，國家才能歸於正途。這一觀念部分激發了當時席卷英國與北美的宗教復興熱潮，以及思想界的反啟蒙趨勢。基督教與保守派評論家常將性自由的泛濫視為一種更廣泛的文化病症的核心表征，而重申道德原則就成為了文化復興的第一要務。“對於墮落、放蕩與邪惡之時代的描述，沒有什麽”比為婚外性行為辯解顯得更典型，保皇黨作家約翰·鮑爾斯在1800年強調，但“這一描述不幸適用於我們的時代，無法找到比這更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人類之極端與普遍的墮落”。大約同一時期，善於制造恐慌的《反雅各賓評論》警告道，在普通人中間，

其本性之放蕩，自身是如此可憎，後果又是如此可怕，對於個體與社會皆如此，但它在近些年內不斷膨脹，已經達到了幾乎難以置信的程度。下層社會中的通奸與姘居滿目皆是，而這些罪人很少做禮拜，極少被懲罰，以致更化的希望簡直遙遙無期——我們怎能期盼一個民眾如此墮落的國家可以繁榮強盛！

此類觀點早在18世紀中期就催生出早期的循道衛理運動：其創始人約翰·衛斯理正是18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復建的倫敦易俗會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從18世紀80年代起，因為福音復興運動在英國國教內部獲得了確立，它引發了一場更加有力、深入與持久的國家道德改革運動。這同樣是廢除奴隸貿易運動之領袖威廉·威爾伯福斯的一項終身志業，他在其中感受到了神意的召喚。他在1787年的日記中寫道，“全能的上帝在我面前設定了兩個重大的目標，抑制奴隸貿易與移風易俗”，而在其靈魂覺醒後不久，就立即投入工作，並且一往無前。從這股保守潮流之中，產生出再教育底層人群的主日學校運動（始於18世紀80年代）這類慈善舉措，與更具懲戒意味的懲惡會，以及對於上層社會放蕩風習的不斷抨擊。支持這一切的是一股重新確立正統基督教價值與準則的宣傳熱潮，例如由此運動的主要出版家漢娜·摩爾為聖教書會所大量制作的售價低廉的教化手冊。

你看過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論》嗎？1792年霍勒斯·沃波爾向摩爾夫人戲問道。當然沒有，她答道：“這個標題包含著某些虛妄與荒謬的東西。”但當她閱讀沃爾斯通克拉夫特的遺作小說《瑪麗亞》後，她對其中所宣揚的當代婚姻法有失正義及“通奸正當”的觀點大發雷霆。“讓我們感到安慰的是，”她告訴自己的讀者，“這種邪惡的原則尚未在生活中大行其道，是非對錯的區分依然清晰而明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它們。正是在此種語境之下，牧師羅伯特·馬爾薩斯撰寫了有關人口問題之極為保守且影響深遠的大量著作。在正統與官方的評論者眼中，他的理論似乎提供了一種科學化的無可辯駁的證據，以此證明如果沒有“道德約束”（即只允許婚內性行為），人口災難與國家衰退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