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絕代雙驕 十 青年高歡

高歡這樣以取天下為抱負的人，在中國的歷史上向來就不缺少。

推翻秦朝的劉邦和項羽，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看到了同樣一位秦始皇。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此矣！”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這兩句感嘆，我們讀過一些歷史的人都耳熟能詳。

有人說，那是史家的附會之談。當時既沒有錄音也沒有錄象，沒有所謂的原始證據予以支持，不過是後人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志向，所發揮的合理想象。

我想，他們是否真的發出過感嘆，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兩句話在劉項的心中，一定反復說過千萬次。成功的機會，永遠只垂青有準備的人。

有了志向與目標常常還不夠。聰明的人，應該懂得如何根據客觀情況適時地調整自己的目標。高歡在聰明人當中，絕對排得上號。

他家境貧寒，二十多歲了依然養不起一匹馬。沒有馬，在大漠長風的北方，簡直不可想象。地位低微的他，什麽苦都得吃，什麽活都得幹。他子承父業，早早地就到軍中服役，因為他是六鎮軍人的後代。“六鎮軍人”這個稱號，在北魏曾經寄托著眾多青壯年男子的光榮與夢想，然而到了高歡的青年時代，卻幾乎成了卑賤的代名詞。這種巨大落差的形成，是最值得北魏後期統治者檢討的問題，包括魏孝文帝，也不例外。

六鎮的歷史，到孝明帝時已超過了一百年。六鎮最初只是指北魏長城上自西向東的六個軍鎮：沃野（今內蒙古五原北）、懷朔（今內蒙古固陽北）、武川（今內蒙古武川西）、撫冥（今內蒙古四子王旗東南）、柔玄（今內蒙古興和西北）和懷荒（今河北張北）。北魏的領土向東西擴張，更多的邊鎮被包含在了六鎮裏頭，比如位於懷荒以東的禦夷（今河北赤城西北），所以後來也有七鎮的說法。一般來說，北魏末年的“六鎮”，是泛指包括以上七個鎮在內的所有北方邊境城鎮。

六鎮的地位，毋庸多言，相當重要。北魏前期南北兩國實力相當時，南邊的防務壓力，要大於北邊。當南朝北伐時，北邊的防禦力量不足，六鎮與北魏長城的作用就尤其突出。有了六鎮之間的有效調度、彼此呼應，鎮守邊防的軍隊進可攻，退可守，遊牧大漠的柔然（以及後來的契丹、奚等）對於北魏國都平城的威脅大大地減低了。北魏統一北方後，柔然便極少南下搶財掠畜，轉而向西域等地區發展，便反映了這一防禦戰略的成功之處。

如此一來，守備六鎮的將領和軍士，自然得百裏挑一：忠誠度得高，戰鬥力得高，地位也得高。於是，要擔任六鎮的鎮將，就至少需要滿足三個條件：一、必須是鮮卑人；二、必須是職業軍人；三、必須是貴族。守衛的兵士，則都由高門子弟中推薦選拔，屬於一流的戰士。六鎮軍人立功的嘉獎強過其他地方的軍人，同時升遷也享受特權（所謂“復除”），擁有相應的優待措施。想去那裏建功立業的人絕不在少數。（《木蘭辭》中木蘭從軍的經歷，很可能就是六鎮軍人戍邊生活、抵抗柔然的真實寫照。木蘭凱旋回京，所得的封賞也的確是相當優厚的）

半個世紀後，情況發生了改變。

首先是柔然衰敗。柔然自從第五任可汗吳提以後，實力不斷下降。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第八任可汗豆侖在位時，隸屬柔然的敕勒副伏羅部的首領阿伏至羅兄弟率部起義，在柔然的西部建立了高車國。柔然無法平息這起叛亂，受到的打擊是巨大的，因為它失去了對西域的統治。高車國采取遠交近攻的策略，與北魏通好，不斷進攻柔然，促使柔然內部發生了內亂。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柔然遭到高車與北魏的兩面夾擊，吃了大敗仗，可汗豆侖被殺，部眾推豆侖的叔叔那蓋為可汗。那蓋死後，其子伏圖繼位。伏圖為了緩解形勢，避免腹背受敵，幾次派遣使者到洛陽與北魏通和（這件事我們在前文曾有提及）。宣武帝雖然沒有答應，但也沒有興趣消滅這個奄奄一息的北方鄰居。北方邊鎮處於無敵可戰的狀態，一晃就是三十年。換句話說，整整一代人荒廢在了鳥不拉屎的邊疆，六鎮不再是少年圓夢的地方，逐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去。

這一現象，在遷都洛陽後更加嚴重了。孝文帝的遷都，是造成六鎮地位進一步下降的第二個原因。六鎮本身的戰略意義，在於防衛毗鄰大漠的平城。平城一日為都，則六鎮一日不得放松防務。一旦北魏的統治重心轉移到了黃河以南的洛陽，戍邊將士們的地位也就不復存在。盡管他們也是鮮卑貴族出身，卻絲毫得不到遠在洛陽朝廷的鮮卑貴族們的關照和重視，並且受到加倍的排斥和打壓（孝文帝忽視了六鎮軍民的利益分配，導致了問題的激化，是在在漢化改制過程中一個不可原諒的大失誤）。特權沒有了，升遷到內地也一輩子不用指望，甚至吃穿不愁的基本待遇也失去了保障。鎮將們得不到任何改制的好處，反而被漢化的洛陽貴族們認為是鄙夷的粗俗軍人。失去了權勢希望的他們，只好轉而聚斂錢財，讓精壯的士兵到境外去擄掠財物，老弱病殘則砍伐山林、耕種田地，並選擇那些有點文化技能的士兵負責經營，由此獲得的利益統統收歸己有。士兵們的收入微不足道，像高歡那樣的家庭並非個例，兵將之間的矛盾日益明顯。這種組織方式，已經接近於監獄式的勞役管理，六鎮從天堂跌入了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