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侯景之亂 一 佛門天子

“宇宙”一詞，在英語中，是cosmos，或者universe，其他西方語言也大致相仿。現代英語的cosmos和universe基本同義，兩個詞的區別在於，前者來源於希臘語，表示“秩序”，與“混沌”(chaos)相對，後者來源於拉丁語的universus，由uni（同一個）和versus（朝向，動詞vertere的過去分詞）組成，表示朝著同一個方向行動的整體，其引申義，就是全部物質現象的總和。

在我們中國人的哲學裏，所謂“宇”，就是天地四方，泛指空間，所謂“宙”，就是古往今來，泛指時間。兩個字合在一起，就是空間和時間的總體，簡單明了。中國人造詞的智慧，比起西方人來，高明得不只一點兩點。

更高明的是，依此理論，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宇宙。人是狹義上的空間和時間的總體。

的確有人以宇宙自居的，這個人就是侯景。侯景的一生，那是相當不可思議的，不可思議到必須要用宇宙來形容的地步。成就侯景的不可思議的，則是另一個不可思議的人——南朝的梁武帝。“不可思議”，出自《維摩詰經?不思議品》，是佛教裏的名詞，而梁武帝正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甚至不客氣地說，是一個有些極端的佛教徒。

關於梁武帝對佛教的虔誠，正史上的記載非常詳盡，《梁書》說他“篤信正法，尤長釋典，制《涅槃》、《大品》、《凈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余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余人。”他所主持編譯的佛經就有數百卷之多，境內修建、供養的佛寺近三千所。“寺”本是古代行政機構的名稱，比如光祿寺、大理寺，宦官最初的稱呼之一，就是寺人。南北朝時代的佛寺文化在世人心目中落地生根，以至於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寺”首先聯想到的是佛教寺院裏的僧侶，而不是大理寺裏的包拯。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數字只有可能保守，絕沒有誇張。南朝的寺院與浮屠（即佛塔），與北朝的石窟與佛像相映生輝，是中國佛教文化古跡上的一對奇葩。

為了將佛教演變為教化萬民的一種信仰，梁武帝“以身作則”，於天監十八年（公元519年）在宮中的華林園受菩薩戒，法名冠達。在世俗世界裏，他是國家的皇帝，在佛的世界裏，他是修行的菩薩，“皇帝菩薩”的稱呼，也由此而來。光受戒還不夠，他又在皇宮隔壁修建同泰寺（“同泰”一詞，取自他的年號“大通”的反語切音），並進寺講經說法，向萬民宣揚佛學思想，即所謂“舍身寺奴”。

第一次“舍身”，發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後，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時間長，到了第四次，前後長達四十七天。這四十七天裏，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薩”，梁國在事實上處於無君的狀態。他在寺內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舉行四部無遮大會（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無遮，又稱無礙，範圍更大，是允許任何人自由參加的法會），講《涅槃經》和《三慧經》，聽眾達到數萬。

皇帝“舍身”為“寺奴”，國又不可一日無君，大臣們急得團團轉，只得湊足錢財為他“贖身”，一共花費了三萬億錢（一說四萬億）。

所以說，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門天子”。批評家們往往喜歡強調他佞佛，拋開意識形態，他對於佛教學說的貢獻，對於佛教文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他在佛學上最為有名的一套理論，是“三教同源說”：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間的對立與爭執，由來已久。佛教於漢代傳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數百年的爭執，佛教從西域傳入後，宗教間的沖突在所難免，到魏晉南北朝達到一個高峰。比方說儒佛爭論中的禮制問題，僧人覲見皇帝是否應當行士大夫的跪拜禮節，從東晉到劉宋都有過大規模的辯論，跪拜令屢頒屢廢，出世的僧人還是占了上風。

又比如道、佛之爭，西晉道士王浮撰寫了一部《老子化胡經》，說老子出關，往生西方後，才有了佛教。這一說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斷攻擊，劉宋末年，又有道士顧歡撰寫《夷夏論》，極力誣佛，兩家的爭論升級。佛教徒說，佛祖派了三個弟子到中國，一個是孔子，一個是顏淵，另一個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爭吵也得不出個結果。

梁武帝頒布《舍道詔》，將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為國教，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裁決。但是他不把儒、道兩教一棒子打死，因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養都不低，留下了很多注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認為儒、道也有不少優點，三教不應對抗，而應融合，彼此作為參照與補充。他常常稱釋迦牟尼、孔子和老子為“三聖”，也重視儒、道兩教的作用，大力開辦經學館，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這些舉措，是相當符合他最高統治者的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