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侯景之亂 二 強者的暮年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他受菩薩戒的年份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天監年間（公元502年—519年），後期為普通改元之後（公元520年—549年），他事佛興致漸濃。到了大同年間（公元535年—545年），他已經是個七十多歲的垂垂老者，《魏書》評論晚年的梁武帝“怠於聽政，專以講學為業”，完全失去了壯年時的風采，一派出世超凡的佛門弟子模樣。出世超凡本沒有任何問題，但身為皇帝，尤其是梁武帝這樣一位頗有作為的皇帝，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教，或者如批評家所說的“佞佛”，就值得商榷了。

於是我們回到一個老問題上，梁武帝究竟為什麽會“佞佛”？

梁武帝當然有一萬條理由去選擇自己的信仰，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將梁國變成“佛的世界”，他必然是從選擇國家命運的角度來思考的。

梁國立國於亂世之間，南齊的經濟算不上很發達，劉宋的力量也遠不及北魏，南朝內部又經常出亂子，皇帝走馬燈似地更換，民風相對北朝也顯得奸滑險惡。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後，很下了一番功夫總結劉宋與南齊不安定的教訓，最後他得出了一個結論：“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一個國家要建立起來，並且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會安定團結，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實現“和諧社會”，那麽得先“立教”，在民眾中建立信仰基礎。

在梁武帝看來，劉宋和南齊，都是沒有注重到國人的信仰。國人沒有了信仰，就失去了凝聚力，其君昏庸，其民奸佞，政權也不會長久。所以，要建立一個不再混亂、秩序井然的國家，最重要的一點是在信仰上做文章，這是一切的綱，其他的都是目，綱舉目張。

下一個問題是，該建立一種什麽樣的信仰呢？梁武帝選擇了佛教。佛教勸人向善，吃齋拜佛一類的修煉方式也容易被接受，並且在當時比較深入民間，推行起來不會有太大的抵觸。佛教宣揚因果報應，你今世受的苦，是前世造的孽。相信了這一點，人們就不會起來反抗統治。

在“立教”思想的指導下，梁國的政局比動蕩的北方穩定許多，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哀江南賦》裏，感嘆說，“五十年中，江表無事”，大抵是事實。這說明弘揚佛法的政策並不能說完全錯誤，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問題在於，凡事不能走極端，既是在程度上，也是在時間上。

梁武帝統治的後期，社會實際情況較之初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侯景之亂時梁國統治階級的行為可以看出，梁人此時並不是太“奸滑”而是變得有些不通機變，甚至有些逆來順受和麻木不仁了）梁武帝過度致力於佛教事務，本身也變得越來越脫離現實社會了，時間越長，脫離的程度也就越嚴重，偏偏梁武帝又高壽，覺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在治國上的失誤就不足為奇了。

盡管梁武帝一心“立教為首”，梁國卻並未擺脫南朝其他幾代王朝衰弱的規律。信仰雖然重要，但不可能是影響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民以食為天，沒有經濟的發展，空有信仰，也無益於國家。

普通年間，梁國的經濟危機逐漸顯現，戰事頻繁，大興佛事，使得國庫日益空虛。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政府下令罷銅錢而鑄造鐵錢，這種鐵錢又稱“鐵五銖”，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大批量鑄造的鐵錢。鐵錢價值不及銅錢的十分之一，結果自然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官吏大肆貪汙，商人從中漁利，民眾苦不堪言。

比普通百姓更糟的，是軍人的經濟狀況。南朝的兵制承自三國兩晉，其原則為一旦為兵，世代為兵，父死子代，兄終弟及，也稱“世兵制”。這些所謂的“軍戶”被嚴格管理，擔負著沉重的兵役。到了天監十七年（公元519年），梁武帝頒布詔書將士兵與奴婢並列，軍戶的地位低到了極點，逃亡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士兵們不是剃度為僧，就是投入豪強門下做蔭戶。

為了制止士兵逃亡，朝廷又規定，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役。走投無路之下，各類作奸犯科乃至官逼民反的事件就多起來了。大同年間，廣晉（今江西景德鎮西北）、安成（今江西安福）、交趾（今越南河內）先後發生了聚眾叛亂，其中以交趾豪強李賁的反叛規模最大，他於大同七年（公元541年）自稱越帝，與朝廷對抗，極盛時幾乎攻下廣州。叛亂持續了七年，直至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才被平息，陳國開國皇帝陳霸先，就是通過鎮壓這場叛亂嶄露頭角的。

梁武帝並非沒有意識到種種社會問題，他曾幾次下詔，要求官員上書舉奏提出批評意見。散騎常侍賀琛就上書，具體列舉了時政的四大弊端：一、地方官員橫征暴斂，導致百姓流移，戶口銳減，妨害民生大計；二、貴族奢靡無度，風氣敗壞；三、朝廷官吏專為利己，無心奉公；四、政府興造過多，勞民傷財，動搖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