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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世界和近代世界的哲人眼中，共同體排外主義不僅自然、正當，而且高尚、偉大。這種純潔的驕傲僅僅屬於自由國民，混雜和卑賤的帝國臣民永遠無緣體驗。羅馬人的箴言是：公民死國，奴隸偷生。自由人在危險的戰場上保衛共同體，當然不會在安全得多的市政廳廣場上屈膝於小吏。奴隸從小學習向書吏的教鞭畢恭畢敬，當然不能指望他們在武士面前堅守陣地。自由民的共同體注定是世界征服者，早晚會享用降虜的貢賦。降虜唯一的報復能力就是培養自己狡詐軟弱的知識分子，將勇敢慷慨的征服者醜化為蠻族，借以掩飾自己的怯懦卑劣。麥考萊在《論馬基雅維利》當中，出神入化地描繪了政治德性的真正含義：“征服者勇敢而果決，忠於承諾，深受宗教感情影響。同時，他們愚昧、武斷、殘酷。西方世界所有的藝術、科學和文學都集中於被征服者。他們的詩歌、哲學、繪畫、建築無可匹敵。他們禮儀優雅、洞察入微，隨時準備無中生有。他們寬容、和藹、人道，但幾乎完全不具備勇氣和誠實。每一個粗野的百夫長都可以安慰自己，他雖然智力低人一等，但知識和品味不過造就了無神論者、懦夫和奴隸。顯著的差別長期存在，給尤維納利斯犀利的諷刺詩預備了上好的題材。”

這種差異引出了主權或統治權的最大秘密。這個秘密既偉大又肮臟：有勇氣，才有德性；能殺戮，才能統治。主權來自武力，而非勞動。共和國主權屬於公民戰士，福利源於撫恤金或血酬。公民可以不勞動，但不能不戰鬥。外邦人和降虜必須勞動，索取福利等於策劃顛覆主人的叛亂。福利並不影響自由，只要不準蠻族闌入或損害私人武裝。反之則不然。這方面的理解錯誤不是知識水平問題，而是降虜的階級本能使然。美國黑人的解放始於自由黑人加入獨立戰爭的企圖，依靠二戰和冷戰的全民性質而成功。肯尼迪總統坦率地承認：如果美國需要黑人青年去柏林前線，民權法案就必不可少。在自由帝國的全球十字軍面前，各州“特有的生活方式”算不了什麽。當今之世只有兩個共同體——十字軍戰士及其敵人。密西西比或卡羅來納這樣的地方性共同體及其邊界只剩下歷史的珍玩價值，不比哈德良時代的雅典憲法重要多少。耶和華每一次戰勝來庫古，美國就向世界帝國的終結點靠近一步。

斯蒂芬斯的理念會把美國變成另一個“歡樂的英格蘭”，美國的特殊自由根本不是外邦人和外地人所能理解或模仿的，不想也不能輸出自己並非普世的價值觀和過於精巧的憲法結構。林肯的理念會把美國變成一個不以血緣和地緣而以信仰和認同為基礎的聖徒－戰士共同體，這樣的共同體原則上就應該包括所有渴望救贖的靈魂和所有熱愛自由的生命。任何人阻礙自由帝國的群眾大軍，都相當於褻瀆神明的政治版。蘇聯的存在暫時遮蔽了萬國的視野，使他們忘記了查理二世從來不敢忘記的可怕真理：在以信仰和救贖為出發點的武裝先知集團面前，以理性和功利為基礎的武裝先知集團只是可笑而脆弱的贗品。埃及變成“折斷的蘆葦”，以色列人是不會感到驚訝的。他們會說，歷史是神意計劃的一部分，羅馬的使命和以色列的使命都寫在經上。中國人如果不能理解這種信心，不妨對照一下儒生的讖學。在陳勝、吳廣和李密、竇建德完成了他們的清道夫工作以後，史官和學究就會振振有詞地總結關於天命和真命天子的教訓。當然，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二者的重大差異：斯多葛派或儒家的人本主義和士大夫性質使他們只能凝聚社會的表淺部分，在猶太－基督教共同體決絕的信心和深入的組織面前不堪一擊。

林肯沒有理由懷疑神的大能，只是懷疑自己何德何能，居然蒙神青睞。1860年的共和黨賦予自己馬加比的驅除使命，將奴隸制問題上綱上線為不容妥協的神魔之爭，斷然拒絕通過政治交易取得聯邦多數。在各州的聯邦體系中，這樣的選舉前交易本應是一切高級政治的必要條件和自然特性。元老的智慧告訴我們：原教旨主義在黨內的勝利將會造成綁架效應，給幼小的共和黨打上極端分子的烙印。“聯邦與自由一起要”的選民，本來是共和黨的基礎，將會恐懼地逃離林肯及其邊緣政策。道格拉斯法官的高風亮節暫時挽救了共和黨，使其沒有立刻走上輝格黨的分裂滅亡之路，卻彌補不了該黨自作自受的票房毒藥綱領。然而，元老無法預料的怪事居然會發生：分裂和毀滅反而落到共和黨的敵人頭上，他們本來坐著都能贏。英國內戰時期的騎士黨和國會黨每天祈禱，希望上帝讓敵人混亂分裂，就是指望發生這樣的事情。神居然會揀選黑馬候選人林肯及其少數派政府，把開啟帝國之路的大任交付給他們，林肯自己都感到戰栗。他從不懷疑美國生來就負有的偉大使命，只是懷疑自己這個罪人夠不夠資格做工具。但他除了回到《聖經》，沒有別的辦法寬慰自己。上帝無所不能，並不需要人類的鬥爭，但他仍然允許人類這麽做，自然有他的目的。他自己對誰是誰非沒有把握，但上帝有把握。這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