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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要首先了解古典政治學和歷史學的背景，撇開當代種族、殖民理論的政治正確概念，才能真正理解南方社會對黑人問題和奴隸制問題的擔憂。托克維爾早已指出，黑人奴隸制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因為它不僅僅是奴隸制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最難解決的問題其實是自由黑人的共同體身份問題。許多人之所以維護奴隸制，不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種制度有正當性，而是因為他們感到很難找到其他現實可行的途徑，將為數眾多的外邦人排斥在共同體之外。集體行動需要高度的默契，政治德性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只要相當比例的共同體成員缺乏默契或狀態不佳，就會導致城邦本身的滅亡。如果色諾芬的萬人遠征軍當中摻入一千名“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東林黨人，全軍覆沒就是自然的命運。任何一支專業足球隊當中摻入十分之一的外行，今後就不要指望聯賽了。這是共和政體獨有的麻煩，專制政體從來不怕沒有政治責任的消極居民太多，因為可以利用的資源越多越好。雅典人和卡羅來納人之所以淪為種族主義者，主要因為他們是共和主義者。大宋臣民和大明臣民能夠同化猶太人和黑人，主要因為他們是政治低能的順民。巴西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實現了多種族混融的威權社會，南非和荷蘭的新教徒卻形成了種族隔離的共和政權，主要因為後者是更好的民主主義者。即使在歐洲人和非洲人都沒有出場的情況下，同樣的規律依然適用。印度憲法之父安貝德卡爾力主巴基斯坦獨立，因為強制一億心懷不滿的穆斯林留在共同體內，只會產生兩種後果：要麽維持民主而無法統治，要麽維持統治而無法民主。所以，印巴分治乃是印度共同體塑造的必要條件。

黑人重返利比裏亞運動，其實就是美國版本的印巴分治。托克維爾曾經指望，由於氣候、環境和天賦的自然作用，白人會向北方集中，黑人會向南方和加勒比地區集中，最終形成天然邊界。廢奴派通常並不主張黑白平等，更不要說吸納黑人進入共同體了。他們恨奴隸制，因為這違背了他們的宗教感情和抽象原則；但他們不想要黑人公民，又提不出任何其他可行的解決方案。南方人嘲笑他們是假冒偽善的狂熱分子，猶如保王黨人嘲笑清教徒。確實，林肯的內戰理由必須訴諸以色列的上帝和忌邪的神：“我們誠摯盼望，我們熱切地祈禱，希望這場天譴的戰爭迅速結束。然而，即使上帝定意讓這場戰爭持續下去，直到兩百五十年來奴隸無償勞動所積聚的財富化為烏有，直到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戰爭中的流血所償還，我們也應相信三千年前《聖經》所說的：‘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相反，南方人只要繼續以羅馬元老自居就行了。愷撒想把高盧人送進元老院，這是毀滅自由的第一步。雞兔同籠的邦國無法形成有效自治，結局不外乎三種：其一，雞兔分別建立自己的共同體；其二，一方對另一方實施暴政；其三，消弭沖突的必要性成為長期武斷統治的理由。重建時期，北軍在南方實施了第三種統治。海斯和解後，白人對黑人實施了第二種統治。民權運動後，社區自治實現了第一種模式。今天美國政治正確的實質就是調和政治德性不同的各共同體，因此以共同體而非個人為基本單元。這種演化給美國憲制增添了早期羅馬帝國的馬賽克色彩，跟南方政治家主張的羅馬共和國式狹隘、排外形成了鮮明對照。

美國的元老院和新教徒都有自己的天命觀。19世紀50年代，前者似乎比後者更有機會。然而，這種優勢是表面和脆弱的。弗吉尼亞王朝、輝格黨的反愷撒主義聯盟、卡爾霍恩叛亂有一項共同特點：頭牌歌女太多，觀眾太少。林肯早年的輝格黨經歷已經教會他，寡頭式內耗競爭對大黨的形成多麽不利。候選人為了在初選中保證同儕的支持，往往必須接受兩年輪替制。輝格黨像一塊種植過密的麥田，所有的麥穗都沒有長大的機會。俱樂部交易在初選前就已經作出了大部分決定，以致選民基本盤喪失了活力和鬥志。人事安排的重要性上升，使綱領和原則退居次要地位。民主黨對輝格黨的優勢建立在草根群眾的力量之上，然而，奴隸制和基督教原旨的沖突削弱了他們的力量。精密的理論可以證明二者完全沒有矛盾，但精密的理論對群眾是不起作用的。任何人只要將民眾的道德直覺和原教旨主義結合起來，就能在二者之間打進一個楔子。

南方版本的昭昭天命體現於波爾克（James Knox Polk）的大美洲計劃。美國將會兼並古巴、墨西哥和中美洲，從而使蓄奴州在合眾國內占據壓倒性優勢，將南方政治傳統變成美國政治傳統，最終消弭分裂國家的危險爭論。美國將延續華盛頓家族的也就是古典的愛國主義原則，將合眾國變成亞加亞同盟、埃托利亞同盟和羅馬－意大利同盟的現代版本。任何政治家都清楚：無論中間步驟多麽復雜，一切權力終歸源於國民有機體的習慣性忠誠。各州的權力屬於各州國民，因此各州是強大的。聯盟的權力屬於各州政治家、外交家和掮客，因此聯邦是軟弱的。聯邦的軟弱有助於聯邦的擴大，因為它不易威脅新邦的政治傳統和政治精英。聯邦的擴大有助於聯邦的軟弱，因為過於復雜的多元博弈體系不容易形成陣線分明的多數派和少數派，只能形成一大群邊界模糊、翻雲覆雨的機會主義派閥。只有旗幟鮮明的大黨和目標明確的領袖才能越過同儕的牽制，直接訴諸國民的仲裁；只有高度同質化、共同價值觀穩固的國民有機體才能維護大黨和領袖。這樣的可能性將會隨著拉丁各州的增加而不斷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