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美國、羅馬的美國、雙面神林肯與愷撒主義的再起源

一、巨匠造物主及其造物

《四吠陀》（Veda）和靈智派（Gnostic）的宇宙在至高神與人類之間安置了一個宇宙層級體系，各有千秋的半神（Demigods）和精靈（Spirits）各得其所。其中，巨匠造物主（Demiurge[215]）最能給蕓蕓眾生留下深刻印象。在肉眼凡胎愚鈍狹窄的眼界中，他創造的宏大有形結構近在咫尺，似乎比至高神的輕靈無形偉力更加醒目，常常把凡夫俗子引入偶像崇拜的歧途。猶太人及其哲學後身——各大宗教的一神教基要主義[216]——一再企圖清掃潛伏在一神教體系內的多神教殘余因素，始終未能完全成功。不過，巨匠造物主的造物終歸有一條無法逾越的界限：與至高神的造物不同，偶像無論如何聲勢煊赫，都沒有不滅的靈魂，不是生生滅滅，而是一瞑不返。

在（埃及）法老－神王、（希臘）城邦－守護神、（羅馬）元戎－人神之後，掌管西方世界的造物神為自己發明了新遊戲。這一次參賽的主要玩偶（對諸神而言）或偶像（對凡夫俗子而言）是：“民族”及其“民德”。

又一輪競技收場，

又一批錦標贏得。

人格化的“民族”是超乎（通常違背）邏輯一致性的神秘存在，唯一的鑒定標準就是意識的直觀洞見：意識本體可以通過內視和觀照，判斷對象屬於意識本體還是無形態原材料，百無一失。其依據僅僅是康拉德·洛倫茲式經驗體會：當你實驗撕裂萵苣、昆蟲、寵物和嬰兒時，內心的不同阻力會告訴你誰是跟自己平起平坐的意識本體[217]。當萊山德和西庇阿率領他們的常勝軍君臨雅典和迦太基時，他們的切身體驗不是掃除一切物質障礙的酣暢淋漓，而是褻瀆神明的絕對恐怖：創造和毀滅邦國有機體，是諸神保留給自己的特權。在定數（Doom）的驅使下，不得不僭取神權的凡夫俗子有禍了！業報將追逐他們的子子孫孫。然而，沒有任何希臘人或羅馬人在擄掠、殘殺東方順民或北歐蠻族時還會恐懼諸神——這只是一種技術性措施，只存在功利意義上合理不合理的問題。

跨越不同時代、地域和利害關系的儒教學者正是出於這種超驗的直覺感受，才會眾口一詞地贊頌“興滅國，繼絕世”和“寧蹈東海，義不帝秦”，從而表達他們對“暴秦”的恐懼和憎惡。任何尊重理性和邏輯的熟練考據家都能證明：僅僅從數量意義上考慮，秦人的暴行並不是格外誇張。然而，神性的歷史一向不知道什麽民主、平等和功利主義，從不認為有必要在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和一百萬畝價值連城的郁金香花園之間權衡利弊。神性的歷史只區別“有形態”和“無形態”的造物，以及各種“有形態” 造物的高下等級。在神性的歷史中，毀滅秦宗權或張士誠只不過消滅了一個機會主義團體（一群渴望富貴的自由雇傭兵聯盟，他們跟他們臨時統治的地方和人民沒有任何有機的聯系），跟賭徒願賭服輸沒有區別；毀滅宗周或諸侯卻是針對傳統及合法性（由地方風俗民情長期醞釀產生的特色文化，統治者及其土地、人民的有機性體現於禮樂和法統）的公然侮辱，是工具向價值的橫暴挑釁。用理性和客觀的態度對待這種挑釁，本身就是對文明價值的背叛。只要正統邦國（在上者、在下者、在外者無文默喻的達爾文式共同生態域）或道統載體（已故者、在世者、未生者的神聖契約）橫遭侵淩，即使很少或根本沒有流血（例如誅殺六君子、解散三級會議），諸神的詛咒仍然會降臨到民族共同體頭上。只有流盡無辜者的鮮血才能贖清，民族甚至可能失去其有機性意義，瓦解為生物學意義上的臨時性居民，只能充當其他民族（或未來“有形態” 造物）的背景、資源和候補原材料。相反，不具備“形態”意義的事件即使流血漂櫓，影響也不會超過人類的大多數戰爭和交通事故。

不言而喻，一切“值得研究”的歷史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神性歷史。純粹工具理性的歷史只能是一種失敗的科學，對人類智慧的貢獻不會多於持之以恒地還原螞蟻戰爭的真實記錄。神性歷史的閃光體現於少數臨界點：其一是“有形態”向“無形態”的阿米巴化沒落，其二是“有形態”從“無形態”中“自發秩序”式結晶（Crystallize）或成型（Forming）。在這幾個結晶時刻，宇宙層級以其意義貫穿一切物質形態，諸神去世，諸神誕生，偶像必死必朽，遊戲重新布局。

二、斯特拉斯堡憲章的種子

基督的美國脫胎於斯特拉斯堡－日內瓦教規，體現了稗子野麥對良田耕牛的勝利，也體現了天意通過陰差陽錯嘲弄賢人的老謀深算。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把英國國教會看作早期羅馬普世教會的正統繼承者，除了以英王取代教皇為教會正統首腦，大體承襲教階體制，原本無意容忍教派分立，更不用說共和主義的自治教會了，但愛德華六世、簡·格雷政府的軟弱無力和血腥瑪麗政府明顯的黨派性質卻使二者都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