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形勢與新任務

1931年10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針對“日本資產階級報紙關於蔣介石和共產黨人進行談判的傳言”通過決定：“責成東方地區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發去電報，說明共產黨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同蔣介石進行談判。”[32]共產國際專門就此一問題作出決定，粗粗看，似只是對既有方針的繼續，細細觀察，卻可發現其背景並不簡單。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對遠東乃至世界格局都是一個重大挑戰。就蘇俄而言，日本的威脅已經十分現實，盡力防止其北進成為蘇俄重要戰略利益。在此背景下，蘇俄極力防止刺激日本，11月19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與廣田見面時明確表示：“蘇聯政府在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中一貫實行嚴格的和平與和平關系的政策。它重視維護和鞏固與日本現存的關系，對各國間的沖突奉行嚴格的不幹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維護現存的兩國關系，並在自己的行動和命令中應考慮不要破壞蘇聯的利益。”[33]因此，此時中共方面和蔣介石的任何接觸，都有可能導致日本作出國共在蘇俄指導下攜手抗日的判斷，對日蘇關系穩定顯然不利，這是蘇俄方面極力要避免的。

雖然蘇俄不願公開刺激日本，但面對日本的侵略野心，又不能不慎謀應對之策。中蘇兩國出於戰略利益的需要開始明顯表現出接近勢頭。1931年7月初萬寶山事件剛發生時，蘇俄即通過莫德惠向南京政府提議恢復邦交，表示：“現今日本覬覦滿蒙，國境方面中日緊張。當此時機，中國政府何不重訂對蘇對日政策，采對俄親善方針而使本國能專心對付日本？果能如此，中國之對日實力必占優勢，而造福於今日之中國。”[34]對此，南京政府雖屢經討論，終以雙方意識形態差異，拒絕蘇方提議，斷言：“蘇俄對莫代表之表示，真心不外利用中國。蘇俄狡猾，斷無輕棄侵略野心之可能。故對莫代表所轉告之各種建議，我絕不許可，並應予以反駁。”[35]9月底，為應對九一八事變成立的國民黨中央特種外交委員會討論了對蘇復交問題，在此問題上開始采取彈性態度，強調：“對俄復交事可進行但不必立刻實行，以保留與歐美交涉之作用並為有條件之交涉。”[36]1932年6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決議，決定與蘇俄進行復交的秘密談判。12月12日，中蘇雙方互換照會，宣布自即日起，中蘇兩國正式恢復正常的外交與領事關系。不久，南京政府任命顏惠慶為駐蘇大使，蘇俄政府派遣鮑格莫洛夫為駐華大使。

蘇俄對南京政府態度的變化，不可能不導致其對中國革命政策的調整。雖然出於對日本反應的顧慮，這種調整進行得小心謹慎，而且在南京政府堅持武力“剿共”的前提下，中共與南京方面的武力對抗之路也不會有任何改變，但微調的跡象其實已經在逐漸顯露，1931年11月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明1945年談道：

在1932～1935年期間……我逐漸對一些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起了些思想上的變化，因而在有些政策問題方面，與當時當權的其它教條主義同志有些原則的分歧，例如在政治上——在1932年春不同意臨時中央對上海十九路軍抗戰是反動性戰爭的估計，不同意他們反對“工農兵學商聯合”的口號；同年冬，代中央寫了提議在滿洲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致滿洲黨的信；在1932年～1933年長期向米夫說服和鬥爭的結果，通過國際致電中央提議修改對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左”傾錯誤，並寫了經濟政策一文；1934年底在新條件與新策略等文中提出了建立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的口號；1935年代中央起草八一宣言及寫《新形勢與新政策》一文等。在組織上——不同意臨時中央在白區亂用“右傾機會主義”大帽子，亂打黨和團的許多地方組織和幹部；不同意臨時中央在蘇區反“羅明路線”，反毛主席及其它同志的鬥爭等。[37]

1945年當時，王明正處於被痛打的落水狗地位，他的這些表態沒有得到多少重視。撇開王明這段話自我表功的成分，可以看出，王明實際上道出了蘇俄和共產國際新形勢下調整中國革命政策的過程。

1932年9月，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2次全會上，王明發言提到了民族革命鬥爭中的統一戰線問題，但論者一般以為這還只是此前中共已經提出的下層統一戰線的翻版。不過，到1933年1月，隨著他先後起草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宣言》及《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及我們黨的任務》（簡稱“一·二六”指示信）的發表、發出，表明王明的思想確實已在發生不應忽略的變化。前一宣言表示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中華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願在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創立義勇軍以保衛國家的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的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作戰協定。[38]這一表態區別於此前中共“要兵不要官”的兵運政策，開始突破下層統一戰線的框框。後一指示信則明確提出：“我們總策略方針，是一方面盡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計算到特殊的環境）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靠的動搖的力量，共同的與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鬥爭。另一方面準備進一步的階級分化及統一戰線內部階級鬥爭的基礎，準備滿洲蘇維埃革命勝利的前途。”信中強調在執行反日統一戰線策略時應高度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