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紅軍：堡壘的堅強核心

作為武裝割據的軍事根據地，蘇區具有十分明顯的軍事特征。尤其在早期，由於紅軍的弱小，對固定區域實行長期占據的力量不足，蘇區區域經常隨著紅軍的流動而變化。因此，在蘇區建設中，紅軍常常擔負起蘇維埃政權的作用，成為中共和民眾之間聯結的紐帶。紅軍嚴明的紀律、良好的政治素質使其與民眾間建立了十分親密的關系。這種關系在國民黨方面的材料中處處可見，茲引幾例，以見一斑。1931年第一次“圍剿”失敗後，國民黨軍所編戰報稱：“匪區民眾，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轉告匪軍。”[272]第十八師報告則寫得更詳盡：

東固暨其以東地區，盡屬山地，蜿蜒綿直，道路崎嶇，所有民眾，多經匪化，且深受麻醉，蓋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對於我軍進剿，不僅消極的認為惡意，且極端仇視，力圖抗拒。如是，對於我軍作戰上發生下列之困難：（一）我軍師行所至，農匪堅壁清野、悉數潛匿山中；（二）潛伏山中之匪徒，對於我軍狀態窺探無遺。如是，我軍企圖完全暴露；（三）我軍不僅不能派遣一偵察，即欲尋一百姓問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對於匪情全不明確。即友軍之聯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嶇，行軍已感困難，而匪徒對前進之道路亦無不大加破壞，我之前進，幾使我無路可走，蓋一則可予我之極大疲勞，一則無形中可遲滯我軍。[273]

參加第三次“圍剿”的蔡廷鍇，日後回憶其進入蘇區後的情況時說道：“地方群眾在共黨勢力範圍下，或逃亡，或隨紅軍行動，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尋向導帶路亦無一人，至於偵探更一無所得，變成盲目。”[274]

紅軍組織之嚴密、對國民黨軍研究之精細有時簡直讓人驚嘆，朱德後來在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談話時，談到紅軍的情報工作：

紅軍的情報工作當時已經組織得很好，不但滿布蘇區，而且深入國民黨區域。紅軍開設了特別訓練班來訓練情報人員，內中有不少是婦女和兒童，另有一些小販和串村子的手藝人，他們的工作便於在國民黨區域內廣泛活動，可以到有錢人家或窮人家做工或賣東西，也可以混入敵軍營盤內活動。

……

有一組人專門研究敵人的電碼、公報、出版物，並且和俘虜談話。另一組人負責從新占領區收集情報。再有一組人專搞歷史工作——仔細研究敵方每一個軍，把軍官和士兵的背景都調查清楚：這個軍是從哪一省來的，軍裏有什麽變化，過去的歷史和組織，它的戰鬥力，等等。根據這些研究，朱將軍解釋道，“我們最後可以決定應付某一個軍的最好辦法。”[275]

如此用心深密的研究、組織，的確不能不讓其對手方不寒而栗。

紅軍的成功建設當然和中共確立的一整套政治、思想和組織原則密切相關。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決議，中共提出和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通過將支部建在連上等一系列政治組織措施保證黨領導槍原則的貫徹實施，嚴防軍隊領導權落入個人或小集團手中。同時，規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建軍的唯一宗旨，把軍隊的發展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相聯系，古田會議決議明確指出：

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276]

紅軍對民眾的友愛表現，自然得到民眾的回報。紅軍受到民眾歡迎，民眾表現出罕見的參軍的積極性。送兒、送夫參加紅軍的事跡在蘇區常常可見。福建上杭官莊區余坊鄉林東姑“不但宣傳自己的兒子去當紅軍，而且宣傳別人叫兒子去當紅軍，對人家（指被宣傳者）說：‘你的兒子能去當紅軍，群眾同（給——引者注）我作沖鋒勞動工、同我砍的柴都給你。’”。[277]舊縣區新坊鄉的李永春，“父子兩人一起報名當紅軍”。[278]長汀的吳秀英為動員自己的未婚夫當紅軍，主動與其結婚，然後動員其加入少共國際師。[279]婦女為支持自己的親人參軍，甚至不惜以離婚相威脅，汀東長寧區彭坊鄉的江銀子，宣傳丈夫當紅軍，“她的丈夫不去，她就到鄉蘇要求同她丈夫離婚，後來她的丈夫就自動報名當紅軍了”。[280]瑞金也有報告：“桃黃區有一個婦女要他老公去當紅軍，他不，就向他離婚。”[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