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五次反“圍剿”：中共絕境求生

1.中共的反“圍剿”準備和作戰方針

在國民黨方面積極部署第五次“圍剿”，準備向蘇區發動新的進攻時，中共方面也在全力準備反“圍剿”戰爭。對於國民黨軍新一輪進攻的嚴重性，應該說，中共方面有著充分的估計。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就展開新一輪反“圍剿”作出決議，表達了粉碎“圍剿”的信心，認為第四次“圍剿”被粉碎後，造成了國內階級力量對比新的有利變動，國民黨及其他各派軍閥在政治上與軍事上不斷削弱，國民黨統治急劇崩潰，“五次‘圍剿’的粉碎，將使我們完全的可能實現中國革命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通觀決議，其中確有當時習見的高調成分，但對於年輕的中共黨人而言，這樣的高調常常只是不願示弱的一種表現，如果以為中共就是以此來確定其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則未免低估了其能力和水準。就在這一決議中，中共中央在樂觀預測總體形勢同時，也嚴肅指出：“階級敵人對於蘇維埃和紅軍的新的‘圍剿’，是在瘋狂的準備著，五次‘圍剿’是更加劇烈與殘酷的階級決戰”，“要勝利的粉碎這次‘圍剿’，要爭取民族危機與經濟浩劫中的蘇維埃的出路，那我們必須緊張我們一切的努力，動員盡可能的廣大的群眾去參加革命鬥爭與革命戰爭。”[1]7月28日，共產國際代表埃韋特在內部報告中說得更直接：“我們沒有理由悲觀，但我認為，近期我們擺脫中央蘇區所處困境的希望不大。”[2]

與中共中央發出決議同日，博古在中央一級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和中共中央文件一樣，博古在估計“我們有著一切的條件取得這次戰爭中的完全勝利，實現中國革命的一省或數省的勝利與確立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的同時，又強調指出：

在這個劇烈的戰鬥中間我們還有許多困難——發展的困難，假若我們不能繼續我們一切的努力，緊急的布爾什維克的動員盡可能的廣大群眾來為著爭取蘇維埃的出路與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而鬥爭，為克服我們發展中的困難而鬥爭，那我們便不能勝利。[3]

隨後，以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發出的致世界勞苦民眾宣言更明確宣示：“現在，這個年輕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卻正處在一個嚴重的危險關頭了！在這個緊急關頭，我們向你們請求：幫助我們反對那些要使我們再過黑暗的非人生活，並要屠殺我們的劊子手呵。”[4]雖然，人們也許會指責在日本占領東三省後，中共中央沒有及時將鬥爭矛頭指向外國侵略者，但客觀而言，面對國民黨軍的“圍剿”，身處戰場的中共中央不可能不把打破當前“圍剿”當作頭等重要的任務，這也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民族生存危機前思考方向逐漸發生變化而身處戰地的中共中央卻反應遲鈍的重要原因。

在對形勢作出嚴重判斷的基礎上，如何應付國民黨新一輪的“圍剿”，成為擺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難題。

數年的蘇區發展過程中，中共已經創造出一整套的運動戰、遊擊戰的戰略戰術，而且在每一個成功發展的蘇區，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戰略戰術的總結，中央蘇區軍事與政治的結合尤其成功。如當時有人所總結的：

在遊擊鬥爭中，在群眾工作上，必須采取毛澤東深入群眾的鬥爭；但另一方面我們還須在軍事上采取彭德懷的方式，遊擊隊神出鬼沒的襲擊敵人，騷動敵人，分散敵人的目標，使其不知我們的蹤跡，不易對付我們，在敵人注意我們遊擊隊行動中，更利於群眾鬥爭的發展與深入。[5]

這一套在實踐中得到提煉的軍事、政治的成功經驗，對中共展開反“圍剿”戰爭有著重要參考價值。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初、中期的戰略指導中，對此也給予了高度重視，並堅持予以貫徹。1933年8月28日，中革軍委下達密電，規定各省軍區和軍分區的區域和任務，要求各軍區及所屬部隊配合主力紅軍作戰，“進行機動的遊擊的戰鬥，以鉗制麻醉疲憊迷惑敵方和瓦解當前之敵”。[6]29日，周恩來在紅一方面軍政治幹部會議上作《粉碎敵人五次“圍剿”中中央紅軍的緊急任務》的報告，這是紅軍進行新一輪反“圍剿”戰爭準備的主要文件。報告提出反“圍剿”作戰的主要方針：（一）猛烈地擴大和鞏固紅軍，加強部隊尤其是新戰士的政治教育，發展黨員，建立十人團以反逃亡。（二）加緊學習與提高軍事技術，不僅要加緊練習打靶、投彈和白刃戰等技術，而且要努力學習防空防毒、陣地戰、堡壘戰和使用新武器等技術，了解掌握一切戰術原則和戰鬥動作，“不應忘記”遊擊戰術。（三）有計劃地建立各方面的正式戰線與遊擊戰線，開展遊擊隊的遊擊戰爭，破壞國民黨軍的戰爭準備和供給。（四）各部隊應在整個戰略的意圖下執行戰鬥任務，同時，“要能適應情況變動，在不違反整個意圖下，發揚其機斷專行的能力”，“要特別提倡活潑機動的運用戰略戰術，而不需要呆板的服從命令”。（五）加強對白區白軍和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克服“敵人堡壘是無法打的”、“敵人封鎖中的一切困難是無法克服的”等悲觀失望情緒，同時反對勝利沖昏頭腦的思想，“保證紅軍中思想的一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