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結構性的限制中央蘇區的人力與物力（第2/6頁）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由於出現重大人員消耗，雖然兵源已十分有限，紅軍仍不得不繼續增兵。自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央蘇區擴大紅軍的總人數為112105人。其中1933年8月擴大6290人，9月擴大5868人，10月擴大2214人，11月擴大1958人，12月至1934年1月擴大23258人；1934年2月擴大5865人，3月擴大3344人，4月擴大2970人，5月擴大23035人，6月擴大29688人，7月（至15日止）擴大2457人；其他擴大5467人。[19]這還不包括各級政權工作人員、工廠工人、前後方夫役等，除去不能參加紅軍的地主、富農及病殘人員，大部分可以參加紅軍的青壯男子實際都已被征發。據國民黨方面占領蘇區後的調查，臨川、南城、南豐等縣壯丁人數均不及全體人口的20%，南城只占15.49%，[20]這些只是蘇區的邊緣區域，中心區域的比例更低。興國第二區第一、二兩保共720人中，壯丁只剩下67人。興國第二區原有3萬人，紅軍長征後統計只剩1.3萬人。[21]這其中，固有些是逃亡未歸者，但大多數是由於軍事、政治因素的減員。瑞金、興國等縣僅在後方充任夫役人員死亡數即達百人以上，其中年齡最大者為64歲。[22]

毛澤東1933年底在興國長岡鄉和福建才溪鄉的調查，也證實了當時蘇區兵源窮盡的現實。興國長岡鄉全部青壯年男子（16歲至45歲）407人，其中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320人，占79%。才溪鄉全部青壯年男子1319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1018人，占77%。[23]近80%的比例，已是可征發人員的極限。當然，長岡和才溪是先進鄉，不完全反映蘇區大多數地區的狀況。更具普遍意義的數據顯示，1934年年中，中央蘇區“紅軍家屬的人口一般的占全人口的一半，在興國、瑞金、太雷、楊殷、上杭等有些區鄉已達三分之二”。[24]石城全縣人口13.6萬余人，其中參加紅軍者16328人，[25]這在蘇區尚不能算是很高的比例，寧都全縣人口273652人，[26]其中男性138779人，女性133872人，有56304人入伍，參軍比例達到全體男性的40.58%，絕大部分青壯年都參加了紅軍。大量青壯年男子投入前方，耗去了蘇區最寶貴的人力，同時繁重的夫役負擔對留在後方的農民和幹部也是沉重壓力，像福建壽寧縣就有“赤衛隊一千多人脫離生產”，導致“農村破產（無人耕田種山，糧食恐慌）”。[27]寧都“固村、梅江發生不去當運輸的打他的雞子，竹窄嵊、丸塘鄉用捆綁的辦法，東山壩，特別是洛口，不去當運輸的罰苦工，禁閉；城市、洛口無力擔扛的抽擔架稅，出二毫三毫十毫不等”。[28]好在蘇區婦女許多都是天足，可以承擔相當一部分任務，第五次反“圍剿”期間，“運糧食，擡擔架基本上是婦女”。[29]

青壯年男子基本離開土地後，農村勞動力嚴重缺乏，1934年4月，興國縣的紅軍家屬達61670人，[30]留在後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殘。雖然蘇區中央努力動員更多婦女參加田間勞動，並加緊“調動地主富農舉行強迫勞動”，以最大限度地“節省我們工農群眾自己的勞動力”，[31]但勞動力缺乏仍然成為突出問題。主要因勞動力缺乏，蘇區出現大量荒田，長汀水口1932年間“一個區荒田有五千七百擔”。[32]1934年初，整個中央蘇區荒田達到80萬擔，“單在公略一縣，就有二十八萬擔”。[33]勝利等縣的統計數字也相當驚人，到1934年6月，沒有蒔禾的田地“勝利有三萬四千余擔，萬太有二萬五千余擔，洛口吳村區有一千五百余擔，博生梅江區二千余擔”。[34]

由於後方勞動力缺乏，蘇區中央制定的優待紅軍家屬規定難以正常執行，有些地區紅軍家屬由於缺乏勞力，土地被迫棄耕。1934年春耕中，“全蘇區大約有二三萬擔紅屬的田荒蕪著（瑞金全縣紅五月底止，約有二千七百余擔田未蒔）……原因除了當地耕田隊的消極怠工以外，有些地方確實是因為勞動力缺乏”。[35]萬泰縣的劉士進，“兩個兒子都當紅軍，分到的六十二擔田，前年已荒了十擔，今年又荒了六擔……現在有好久沒有米吃”。[36]汀州紅屬由於田地荒蕪，1934年夏收前缺糧者達到1575人。[37]長汀河田區“紅軍家屬有因得不到幫助與優待而做了叫花子”。[38]勉強能夠執行優紅條例的地區，也是不堪重負：“瑞金隘前區，據區土地部的報告，那邊每一勞動力每月要幫助紅軍家屬做十六天工。”[39]如此緊張的勞力使幫工時間和質量都難以保證，瑞金紅軍戰士回家後看見家屬困境“竟有出眼淚的，同時後方同志看見也就不想去當紅軍了”；[40]紅軍家屬的窘境，既影響到前方將士的士氣，也使本來就十分困難的擴紅工作更形緊張。

人力缺乏對擴紅工作影響至巨。由於前線出現大量犧牲，不斷補充紅軍在所必需，但後方人員補給可選擇余地愈來愈小，在此背景下，紅軍動員工作開展艱難：“一般黨團員對擴大紅軍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當紅軍。”[41]從1933年下半年開始，每月的擴紅指標都難以如期完成，1934年5月，一貫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只完成計劃的20%。[42]這種普遍難以完成計劃的情況，雖然當時蘇區中央一再以“沒有具體的開展反機會主義的鬥爭”等加以解釋，但客觀看，人力資源的異常匱乏無疑是主要原因：“上杭縣才溪鄉，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擴軍突擊後，鄉裏只剩下壯丁七人，還要進行突擊，這當然不現實。”[43]“太雷縣青年男女可以加入少隊的只有6135人，而省隊部規定它發展到8千人。後來龍崗、石城也發生同樣現象。”[44]這種屢屢出現的發展指標大於實際人數的狀況，當然絕不能僅僅用所謂工作失誤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