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查田運動：理念、策略與現實

中共領導的蘇維埃革命，以土地革命為重要旗幟，因此，蘇維埃革命時期，中共在土地問題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具體政策也歷經變更，其基本目標均在使普通農民盡可能多地獲得土地，以實踐中共抑制剝削的階級革命理念，鞏固中共在農村中的群眾基礎。1933年第五次反“圍剿”展開前夕，秉持著這一思路，中共再次在蘇區農村展開大規模的查田運動。就文本的宣示看，查田運動旨在於革命戰爭緊張的形勢下，在蘇區內徹底清查地主、富農隱瞞成分，進一步在蘇區執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政策，從而深化蘇區內部的階級觀念和階級鬥爭，純潔階級隊伍。同時，由於面臨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查田運動當然包含著為即將到來的反“圍剿”戰爭凝聚力量的目標，這也應該是中共中央發動這一運動的初衷之一。

1933年6月，蘇維埃中央政府發出《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接著召開中央蘇區八縣區以上蘇維埃負責人查田運動大會，查田運動在中央蘇區迅速集中開展。作為一場階級革命中的階級運動，對階級關系作出判斷為其題中應有之義。查田運動以清理階級關系為發動理由，其對蘇區農村階級關系的判斷邏輯上必然是緊張和嚴重的。運動中下發的文件作出結論，指出蘇區雖然經過土地革命，仍然存在著地主富農的強大勢力，這些勢力的具體體現主要是“那些冒稱中農貧農分得土地的地主富農分子”，[195]需要在運動中加以摧毀。毛澤東也強調：“查田運動是一個劇烈的殘酷的階級鬥爭，必須發動最廣大群眾熱烈起來參加鬥爭形成群眾運動，才能保障階級路線的正確執行，才能達到消滅封建殘余勢力的目的。一切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工作方式，是查田運動最大的敵人。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主要是講階級，通過階級，沒收分配，及對工會貧農團的正確領導等。”[196]

作為運動名義上的領導者，毛澤東這時處境微妙。由於中共中央機關的到來，毛澤東實際已不參加重大事務的決策，他此前的工作也被新的領導層擺在放大鏡下加以檢驗。1933年初，中共中央機關剛剛到達蘇區，就強調要加緊推進查田，為此，1933年2月，蘇維埃中央政府要求：“田未分好，或分得不好的地方……要馬上發動群眾，重新分田。”[197]同時，土地部組成工作組，開始在瑞金雲集區等地開展查田試點。這樣的舉動，多多少少體現出一種不信任的態度，毛澤東對此自然心知肚明。因此6月1日毛澤東解釋開展查田運動的原因時指出，這是由於蘇區內部鬥爭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一些落後地區“遠遠落在先進區域之後”，這種地方“占了中央區差不多占百分之八十的面積，群眾在二百萬以上”。[198]強調先進和落後地區的差異，潛台詞是要表明各地存在的問題主要在於執行的偏差。但是蘇區中央局次日發布的決議則批評道：

黨和蘇維埃政權過去對於土地問題解決的不正確路線（如“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等），在許多區域中，土地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有些區域中雖然已經分配了土地，但是地主豪紳與富農常常利用各種方法（或者假裝革命混入黨蘇維埃機關，或者利用氏族的關系和影響，或者隱瞞田地，或者以物質的收買，政治的欺騙，武力的威嚇），來阻止雇農貧農的積極性的發展，以便利他們的土地占有，甚至竊取土地革命的果實。[199]

中央局絲毫不留情面，將過去的土地革命路線定性為不正確的路線，這樣的批評不可不謂嚴厲，在初來乍到的中共領導人看來，此前蘇區執行的土地政策是所謂“富農路線”，這也成為他們不點名批評毛澤東的重要理由。然而，在1929年共產國際指責中共六大對富農讓步後，各蘇區基本都執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政策，中央蘇區也不例外，在這樣的原則問題上，當年中共的政治生態下很難會有別的選擇。毛澤東之所以遭受批評，關鍵不在於他對富農的態度，而是源於其對蘇區環境下土地革命極有可能觸及中農利益的擔憂。在查田運動的動員報告中，他明確提道：

聯合中農，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農的向背，關系土地革命的成敗。所以要反復向群眾說明這個策略，說明侵犯中農利益的絕對不許可的。為了聯合中農不侵犯中農利益起見，要提出“富裕中農”來說明它，要著重說明富農與中農交界地方，使富裕中農穩定起來。[200]

毛澤東如此重視中農和富農的界限，煞費苦心地在富農和中農中間提出富裕中農的概念，防止混淆中、富農，應該有他深思熟慮的想法。如前所說，中央蘇區土地占有比較分散，階級分化不甚明顯，當中共開展階級革命時，地主、富農的有限資財往往很難滿足普通農民改善生活的願望，在均平的旗幟下，生活高過平均水平的中農很容易成為平均的對象。數年的土地革命實踐證明，當打擊地主、富農時，中農是最容易被誤傷的對象，而中農作為農村最具實力的一個階層，對它的錯誤打擊常常牽一發而動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