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查田運動：理念、策略與現實（第5/11頁）

在查田運動的名義之下，任意沒收了地主富農兼商人的店鋪與商品，或是把工人當了地主打，但沒一個人敢起來糾正，甚至負責的機關也聽其自然不去幹涉，因為大家怕這種幹涉會遭到右傾機會主義頭銜與同地主資本家妥協的罪名。[238]

作為第五次反“圍剿”前夕開展的一次社會政治運動，查田運動不失為觀察當時中央蘇區政治的一個良好切入點，運動的發起方式、組織推進、階級觀點、群眾意志、現實功用，都具有明顯的蘇區政治的烙印，年輕的中共領導群體的思維路向、政治領導方式及其面臨的困境，在查田運動中，似乎均可見微知著。

中央蘇區是依靠軍事力量建立、發展、存在的控制區域，戰爭的勝敗始終是中央蘇區興衰的決定性因素，民眾的趨向很難簡單和其成敗畫等號，這中間的影響也無法量化，但一些不利狀況的出現，終究有蟻穴潰堤的風險，應該不為任何政治力量所樂見。而就在第五次反“圍剿”即將開展的關鍵時期，中共中央推出查田運動，本意是為反“圍剿”掃清障礙、準備資源，結果卻自亂陣腳，某種程度上成為尋找和制造敵人的過程，造成蘇區群眾的普遍恐慌，損害中共與群眾間關系。紅軍離開後到蘇區調查的學者們觀察到：“查田運動開始以後，在國軍第五次圍剿中，匪區農民逃投國軍者日多，匪兵投誠者日眾。”[239]事實上，中央蘇區成規模的群眾逃跑現象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如果說當年的中共中央對運動的惡果毫無了解，未免也太低估了他們的能力，只是有理論和現實脫節的思想基礎，加之吸取資源這樣的需求的催迫，很多問題的出現就是大概率事件了。

[1] 狄康：《廬山會議的大陰謀》，上海中央局：《鬥爭》第49～50期，1933年8月。

[2] 舒同：《貫徹大會的精神與方針——舒主任在高幹會的總結報告》，《鬥爭》第4期，1947年11月30日。

[3] 蔡長風：《征途漫憶》，海潮出版社，1994，第12頁。

[4] 《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25頁。

[5] 《江西各縣人口變動表》，汪浩：《收復匪區之土地問題》，正中書局，1935，第44頁。

[6] 南京政府內政部調查報告。

[7] 《縣區鄉人口統計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454頁。

[8] 《江西各縣人口變動表》，汪浩：《收復匪區之土地問題》，第44頁。

[9] 溫昌義：《石城紅軍知多少》，《石城文史資料》第2輯，政協石城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87，第55頁。

[10] 劉熙朋、鄒衛東：《蘇區於都紅色政權組織發展史略》，《於都文史資料》第2輯，政協於都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91，第4頁。

[11] 《中共信豐縣委兩個月（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沖鋒工作報告》，《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年）》（二），第460頁。

[12] 《中共永豐縣委兩個月（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沖鋒工作報告》，《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年）》（二），第457頁。

[13] 《編組保甲報告》，謝才豐：《舊時安遠的戶口》，政協安遠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89，第58頁。

[14] 《福建省各縣區農業狀況》上、下冊，福建省農林處統計室編印，1942，本書據其所載各縣區農業概況中的人口數據統計。

[15] 《福建省各縣鄉鎮區戶口統計表》，福建省档案館藏档435011-6-3846。

[16] 參見《京粵線福建段經濟調查報告書》，鐵道部業務調查科編印，1933，第64頁；《福建省統計年鑒》，福建省政府編印，1935，第104頁。

[17] 關於中央蘇區人口，淩步機著《中央蘇區人口數新考》（《中央蘇區史研究文集》，中共贛州地委黨史辦公室編印，1989）有較為詳盡的考證，可參閱。

[18] 亮平：《紀念五一論紅軍建設中當前的幾個重要問題》，《鬥爭》第10期，1933年5月1日。

[19] 《一年來擴大紅軍的統計》，《紅星報》第54期，1934年7月22日。

[20] 《收復區人口數及壯丁比較表》，汪浩：《收復匪區之土地問題》，第49頁。

[21] 汪浩：《收復匪區之土地問題》，第50頁。

[22] 參見《江西蘇區交通運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第176～190頁相關各表。

[23] 毛澤東：《才溪鄉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351頁。

[24] 王首道：《模範紅軍家屬運動》，《鬥爭》第70期，1934年8月16日。

[25] 溫昌義：《石城紅軍知多少》，《石城文史資料》第2輯，第55頁。

[26] 《江西省蘇報告》，《紅色中華》第41期，1932年11月21日。寧都人口不同調查差別較大，江西省蘇1932年5月的調查是20465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