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工作作風問題的滋生

中央蘇區和全國各蘇區一樣，是在實際的革命運動中成長壯大的。在這一過程中，如毛澤東本人的工作作風所體現的，注重實際、強調調查研究、不務虛文是其明顯的特點。中共中央領導人陸續進入中央蘇區後，著力進行正規化建設，在組織建設和幹部管理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蘇區政治再上一個台階。不過，作為一個嶄新的革命政權，在形成新的政權架構、行政理念和工作作風時，中共仍然面臨著相當多的考驗。蘇區在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機器的同時，締造出具有支配權力的強勢管理者，而蘇區的現實狀況又完全符合列寧所說的官僚主義的經濟溫床：“小生產者的分散性和渙散性，他們的貧困、不開化，交通的閉塞，文盲現象的存在，缺乏農工業之間的流轉，缺乏兩者之間的聯系和協作。”[37]在這樣的環境下，正如列寧所說十月革命後一年多時間，“官僚主義就在蘇維埃制度內部部分地復活起來”[38]一樣，在蘇區它也很難避免地會成為吞噬蘇維埃制度活力的怪獸。而中共中央具體指導中，在加強正規化同時對所謂“經驗主義”的批評，又給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更多的養分。潘漢年曾形象描繪蘇區基層黨支部開會走過場的情形：

參加支部會議的方式，多半是學得縣委，做一個又長又臭的報告，弄得支部同志都不肯或不敢發意見，一連催幾聲：“同志們！話！話！”假如還沒有人說，支部書記或參加的區委，便提高喉嚨問一句：“大家聽懂沒有？”下面齊聲答應：“聽懂了！”上面再問：“冒馬格意見？”“冒！”或者再來一問：“同意唔同意？”又是齊聲響亮的回答“同意！”[39]

在蘇維埃勝利發展時期，上述問題還不是那麽引人注目。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由於軍事不利，蘇區社會經濟環境惡化，不利的形勢加劇了蘇區政治中的一些問題，而且使其影響更加放大，最明顯的反映就是為支持前方戰事而在後方的強迫命令。

1933年後，為應對國民黨軍的封鎖，應付戰爭需要，中共中央不得不大規模發行公債，向民眾大量借谷，使地方政權面臨很大壓力。有關研究顯示，1934年中央蘇區農民負擔平均達到其收入的15.7%，有的甚至達到30%以上，“不能不承認負擔是重的”。[40]沉重的負擔使已經飽經戰爭摧殘的蘇區民眾難以承受。1933年8月蘇維埃中央決定發行300萬元經濟建設公債，到11月15日江西實際收得現款僅42萬余元，不到江西全省領去的公債數的20%，其中楊殷、南豐、太雷、長勝、崇仁等縣未收到一分錢。[41]在蘇區行政效率相當高的背景下，這一狀況的出現主要是由於民眾財力已告空乏。但當時的蘇區領導者對此缺乏足夠認識，為維持軍隊和政權的運轉，仍不斷推出一些過高的指標與要求，並以機會主義、動搖傾向指責沒有完成高指標者，使各地為完成指標而強迫命令成風。萬泰縣冠朝區十個鄉，公債銷售中“攤派的七個鄉”；“會尋安有幾個鄉擴大紅軍成為群眾的恐怖，聽到工作人員下鄉，就紛紛上山或躲避不見”。[42]當時，這些問題絕非個別，正如蘇維埃中央反省的：“坐禁閉，罰苦工，差不多是這些工作人員對付群眾的唯一辦法”。[43]

客觀而言，在戰爭形勢下，加強對資源的吸取，有其可理解的不得已之處，但是，忽視民眾必要的利益要求，一味要求民眾作出犧牲，則不免有竭澤而漁之嫌。而將反對、抵制這種做法的幹部或僅僅是提出意見者都視作異己分子加以批判，無異是在自毀墻腳。遠在莫斯科的王明通過中共赴莫斯科代表了解到蘇區實況後，對此提出批評，指出中共中央“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名義下存在的“不可忽視的嚴重的弱點”：

A.對於缺點和錯誤的過分和誇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點都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決沒有領導機關的路線正確，而一切被領導的機關的路線都不正確的道理，此種過分和誇大的批評，既不合乎實際，結果自不免發生不好的影響，一方面不能真正推動工作，另一方面使地方黨部的工作人員發生害怕困難，對困難投降的情緒，而且甚至使一部分幼稚的同志發生跳不出機會主義的泥坑的煩悶心理，以致有的發生對黨和革命抱悲觀失望的態度。B.對於黨內鬥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蘇區反對羅明路線時，有個別同志在文章上，客觀上將各種的錯誤，都說成羅明路線的錯誤，甚至於把那種在政治上和個人關系上與羅明路線都不必要聯系在一起的錯誤，都解釋成羅明路線者。這樣在客觀上不是使羅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鬥爭中可以避免的糾紛和困難。[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