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群眾逃跑

1933年，中央蘇區出現的群眾成規模逃跑事件，是蘇區發展過程中積累的一系列問題的集中顯現。

群眾逃跑在蘇區初創時期也有出現，贛東北蘇區初創時，“因經濟發生恐慌，常有逃亡”。[63]當時或是出於國民黨長期負面宣傳影響下對中共和紅軍的不理解、恐懼，或是對國民黨軍可能的報復行為的擔心，或是蘇區本身政策的失誤，蘇區或多或少有過部分群眾逃跑。尤其是肅反的錯誤，曾造成群眾短時期的恐慌和逃跑。1932年湘贛蘇區報告，上猶縣“營前一區逃跑了三千余群眾到白區去”。[64]不過總的來看，蘇區穩定後，廣泛涉及各種成分群眾的大規模集中逃跑的事件較為少見。而且，還有群眾往回流動的，毛澤東《興國調查》中提到：“因為革命勝利，彭屋洞早先去泰和耕田的農民這時候回來了十二個人，因為泰和那邊還沒有革命，聽到興國革了命，有田分，都回來。”[65]

中央蘇區群眾集中逃跑始於1933年下半年，首先從邊區的萬泰、於都、連城等地開始，並迅速蔓延。這一問題的出現，查田運動是直接導火索。何長工根據其在粵贛工作的經驗談道：“在地方工作中，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限制中農發展的錯誤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眾發生動搖，根據地邊沿地區出現了一個短時間的部分群眾‘外逃’的現象。”[66]早在運動大規模展開的初始階段，一些地區就出現逃跑問題，樂安招攜“在幾天之內有幾百群眾隨同富農地主跑到白區去”，尋烏、會昌等縣在運動中查出的地主、富農紛紛“乘夜逃上山，實行土匪生活”。於都段屋、嶺背、城市、寨下面等區“查出的地主土豪富農有三分之二乘著天雨水漲，星夜乘船順水而逃，浸死頗多”。[67]同時受到查田亂劃成分影響，部分查田運動中尚未遭打擊的普通民眾也開始逃跑，勝利車頭、河田、仙霞觀等區“少數群眾同下贛州城”。贛縣長洛、大埠、白露、良口、大田等區“少數群眾逃到白區”。[68]隨著運動進一步展開，觸犯中農、貧農的運動擴大化現象加劇，原來的貧農、中農大批被劃為地主、富農，弄得人人自危，逃跑面迅速擴大，形成“成群結隊整村整鄉”[69]逃跑的惡劣局面。於都“嶺背區特派員亂打土豪，故意將中農當地主打，造成群眾恐慌和逃跑”。[70]萬泰縣窯下區郭埠鄉不顧貧農團會議許多人反對，強行將一人劃為富農，結果二三天內群眾“就走了一大批”，由於該縣普遍存在“工作人員亂打土豪，把貧農中農當做地主富農”的問題，群眾逃跑十分嚴重，“塘上區有群眾約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一說二千三百人，縣委報告是一千八百人），而且大部分是男子。”[71]資溪縣由於“發展查田運動”，“十余天來，各區群眾向白區逃跑現象日益發展，從一鄉一區蔓延到很多區鄉，從數十一批增加到幾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從夜晚‘偷走’變而為明刀明槍的打出去，殺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秘書走。”[72]

查田運動誘發群眾逃跑，同時由於受到封鎖，資源匱乏，當時的中共中央又缺乏應對危機的能力，高指標和政治威脅相結合，形式主義和強迫命令成風，進一步傷害了群眾的感情，加劇群眾逃跑現象。信康縣牛嶺區工作人員拿公債“挨屋挨戶去攤發，使得群眾不滿意……少數落後的貧苦工農分子，跟著富農去反水”。[73]1934年1月至3月，於都禾豐區就有600余群眾逃跑。[74]尋烏1933年初被國民黨軍短暫進攻，在恢復尋烏時，“全縣反水群眾有八千三百三十六人（以澄江、尋城為多），階級異己分子約占百分之三十”，當時報告在談到這一現象時客觀承認：

大批的工農群眾所以被敵人領導反水的原因，雖然是由於反革命的欺騙作用加強，但是過去尋烏群眾階級鬥爭沒有深入，肅反工作不注意，工作方式命令欺騙強迫的結果，便利於敵人的欺騙恐嚇，而使大批的工農群眾脫離黨及蘇維埃的領導多是主要原因。[75]

由於戰爭的持續進行，蘇區人力資源短缺問題凸顯，巨大的兵員指標和蘇區人力資源形成極大反差，為完成高額的擴紅指標許多地區不得不采取強迫的辦法，萬泰縣“冠朝區在一個會議上強迫一個反帝同盟主任報名，不報名就罰苦工當夥夫”。[76]由於此，逃跑成為民眾躲避擴紅的一種方法。於都“大部分模範赤少隊逃跑上山，羅凹區十分之八隊員逃跑上山，羅江區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區亦發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親朋家中”。該縣新陂區密坑鄉“精壯男子完全跑光了”。[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