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擴紅與開小差

和群眾的逃跑相應，第五次反“圍剿”期間，開小差成為困擾紅軍的重大問題。這一狀況的出現，本身應為蘇區一系列問題反映在紅軍中的結果，其對紅軍造成的傷害不可謂不大。

戰爭環境下，雖然紅軍嚴明的紀律與組織保證了紅軍旺盛的戰鬥力和團結精神，但開小差的現象在各個階段都不可能完全消滅。初期，隨著革命形勢的起伏，隊伍中開小差的比率起落不定。蘇區鞏固後，嚴重的開小差問題則主要由大規模擴大紅軍引起。早在1930年底，毛澤東在吉水東塘調查時就注意到：“本鄉先後共去了七十九個人當紅軍，都是鼓動去的。但最後一批四十六人中，有四五個人哭著不願去，是勉強去的。”[91]擴紅已經不能保證完全自願。而且，“好些新兵到了分派到各師團去施隊時，他們才知道是要他們當紅軍”。[92]由於參軍本非完全自願，開小差也就很難避免。1931年底，紅三軍團第三師發現：“特務一連長、師部副官參謀、傳令排長是黨員，開小差走了。”[93]不過，這一時期，無論是擴紅中的強迫還是開小差，都還只是個別現象，尚處可控狀態。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央蘇區兵員需求越來越大，擴紅的困難也在加重，鄧穎超寫下其參加擴紅會議的親身經歷：

征求黨員自動當紅軍，首先由參加人（中局及縣委）發言解釋鼓動，繼由出席黨員大會紅軍學校黨員發言鼓動與歡迎。第一次鼓動發言後，回答是靜默沉悶，繼之二次鼓勵，依然是靜默沉悶，三次四次，經過半小時的鼓動工作，終無一人來報名當紅軍！最後即提出不當紅軍的原因的問題來討論，很久很久，才在百卅余人中，湧出一句“因為沒有執行優待紅軍十八條”一句回音來。此外就再無他語了。[94]

大規模擴紅雖然有反“圍剿”戰爭客觀需要的成分，但當時也有人指出，由於蘇區人力有限，合理調配人力十分重要。1933年初，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曾提出：“機械的規定……要擴大多少紅軍，這是不好的”，強調：“地方武裝頑強的鬥爭，對整個發展的配合與對主力紅軍行動配合的力量，勝過出三百紅軍送到前方的主力。”[95]這應該說是針對蘇區實際並集數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的經驗之談。

蘇區民眾具有濃厚的宗族、鄉土意識，參加地方武裝、在家鄉保衛自己，許多人十分積極，但離開家鄉參加紅軍，卻被不少人視為畏途。蕭克回憶：“農民想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拿了槍，也只願意在本地活動，不願遠出，也不大願當大紅軍，大概這就是所謂‘土共’（敵人報紙輕視地方黨員和農軍的貶詞，我們有時也詼諧地借用）的特點。”[96]蕭克的說法在當年的報告中得到證實：“一般農民乃至一般黨員若叫他在本地當赤色隊，打團匪土匪，他為著保護自己還很勇敢，一說到調他當紅軍，他就不願意。”非常明顯反映這種地方意識的是：“他們的逃跑關系紅軍的出發地，例如紅軍長汀打仗，永定籍的紅軍就逃跑。”[97]固然蘇維埃政權應該盡力宣傳打破地方觀念，但一定時期內對現有事實的承認也是制定政策不能不考慮的因素。正如羅明指出的：

在敵人進攻比較緊張當中，應先抓到這個時機來擴大獨立師、獨立團和其它地方武裝，先解決目前緊急的打擊敵人進攻的問題，從這樣的地方的緊急動員中來提高地方武裝和群眾的鬥爭情緒，從中來擴大紅軍……這是適應群眾的鬥爭的情緒和目前的鬥爭的需要，不是什麽對地方主義的投降。[98]

不片面地追求主力紅軍的擴大，而是通過多種方式因地制宜地盡可能地增加蘇區的地方武裝力量，這是當時蘇區人力、物力資源十分有限背景下相對有利的選擇。當時報道反映：福建寧化“曹坊群眾自動要求加入遊擊隊打裏田、四堡的反動派；中沙群眾要求加入遊擊隊打水西、安遠司反動派，鞏固中沙政權。而區委的同志不能抓緊群眾的要求來解決這個問題，再進行各方面的詳細的解釋工作，只是很死板的‘到模範團去’，所以中沙的動員用欺騙的辦法，結果到了寧化城完全開了小差，反而阻礙了擴大紅軍”。[99]

在看到羅明的地方性視野有其成立基礎的同時，還應指出，擴大主力紅軍終究是紅軍的必由之路。如果沒有主力紅軍的建設，僅僅願在家門口作戰的武裝難逃烏合之眾之譏。因此，中共中央對羅明建議的拒絕乃至批判雖失之褊狹，但不能認為羅明的方案就可以使一切迎刃而解。問題的核心不在其他，關鍵還是巨大的兵員需求和緊缺的人力供給之間的落差，而這又是由戰爭的嚴酷性所決定的。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蘇區突擊擴大紅軍達到11.2萬多人。[100]超常規模的擴大紅軍，伴隨的是普遍的強迫，蘇區各地都存在“‘開大會選舉’、‘鄉蘇下條子’、‘以沒收土地恐嚇’、‘指派’、‘拈鬮’、‘受訓練或守犯人’、‘前方不好可以請假’、‘以電筒幹糧袋□子’……等方法來強迫、命令、欺騙、引誘、收買群眾去擴大紅軍”。[101]其結果帶來了十分嚴重的開小差問題。1933年底，僅瑞金一縣逃兵就達到2500人，經過強制突擊並槍決、捕捉部分屢次逃跑者後仍有八九百人。[102]據紅軍總政治部1933年11月的統計，“一軍團補充區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區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補充師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這兒還沒有計算在鄉村報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從鄉到區逃跑的人數。大概算起來我們只集中了報名人數中的十分之三、四”。[103]新戰士到部隊後的情況也不樂觀：“一軍團補充師在十二月份二十天內，共逃亡一三八名，占新戰士百分之十，洗刷的老弱與階級異己分子十二名。三軍團補充師從八月到十二月份上半月共逃亡八七九名，占新戰士百分之十五，洗刷的老弱殘廢六九七名，階級異己分子九名，占百分之十二。五軍團補充師從九月到十一月份共逃亡七八八名，占新戰士百分之廿五。”[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