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赤白對立”

蘇維埃時期，蘇區周邊地區曾出現嚴重的“赤白對立”現象。所謂赤白對立，是指蘇維埃區域與非蘇維埃區域之間的對立，它不是由蘇維埃革命加劇的階級間的對立，而是一種非階級的由多種因素引發的以地域為中心的沖突，主要發生在蘇區邊境地區。

早在1928年10月，贛東北就有報告提到：“環繞割據區的民眾，還不知道我們的好處。土劣已感覺我們與他們不利，設法使民眾起來反抗我們了。故環繞割據區域的民眾非常反動，每日跟著反動軍隊，來我地搶東西。凡民眾有食器用，只要能搬運者，莫不搶劫一空。”[131]1929年1月，滕代遠向中共湖南省委報告，江西“銅鼓的民眾因被平江遊擊隊燒了很多房子……當紅軍到銅鼓縣城時，所有男女老幼各種貨物桶，一概搬運走了，不但找不到黨的關系，連飯也沒得吃”。[132]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較早談到這一問題的報告。

赤白對立的出現，和中共階級革命的宗旨存在距離，作為蘇維埃革命的倡導者，中共以領導全國人民革命為己任，非蘇區區域從原則上說，理應是革命的發展對象，當地人民潛藏的革命熱情和蘇區人民也應是一致的。但是，赤白對立現象卻在相當程度上挑戰著中共這一理念，嚴重影響著蘇維埃區域的發展：“各縣警衛營或連，特別是赤少隊很多都不願到白區域去，以為白區群眾都是些‘虎豹豺狼’，不能同它們接近……有許多聽到要他去白區工作他就哭起來，甚至哭得飯也不想吃。”與此同時，“白區群眾的怕遊擊隊名之為‘刀子隊’，造成了赤白對立的現象，如銅城鐵壁一般”。[133]

這樣一個中共不希望看到的現象，其最初出現，客觀看，和中共蘇維埃革命初期實行的錯誤政策不無關系。當時有關文件詳細分析了造成赤白對立的原因：“因我們的工作不好，特別是盲動主義引起白區群眾的反感”；“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地方觀念，宗族觀念與發生過械鬥”；“出於豪紳地主反動派的欺騙造謠，挑撥離間”。[134]這裏，首要的就是盲動主義影響。1928年前後，中共在盲動政策指導下，普遍執行了燒殺政策，對地主等革命對象進行肉體消滅，打擊對象甚至擴展到蘇區外的一般群眾，中革軍委總政治部指出：

紅白兩邊，殺過來，殺過去，成了不解的冤仇。這其中，在革命方面犯了許多盲動主義、報復主義的錯誤，亂搶亂燒亂殺的結果，反造成那邊的群眾更加堅決的反對革命。有一次工農群眾和赤衛隊打到龍聚區的吳公山，一燒就燒一千多家房子，這樣越發使他們接受豪紳地主的欺騙，反對革命了。[135]

同時蘇維埃革命政策本身也必然嚴重觸及地主等農村有力階層的利益，作為報復，受到國民黨軍支持的反蘇維埃地方武裝回到當地後，往往對參加革命的民眾進行屠殺。湖南平江自1928年初暴動後，“殺戮豪劣和反動份子，計在數千，而同志和革命民眾殉難的，亦不下數千人”，許多地區“數十裏或百數十裏，幾無一棟完善的房屋，無一處盡青的山，共計全縣被燒的房子，總在十分之四、五”。[136]江西上猶在紅軍退走後，土豪地主組織的民團對民眾“不問首犯盲從，一律處以死刑，其中遭冤枉而死者，不知凡幾”。[137]地主瘋狂的屠殺又激起民眾的強烈憤恨，以致“報復心理非常濃厚，盲動主義時代精神的復活，群眾無論如何要求以燒殺搶劫來答復白色恐怖，其氣之高真不可制止”。[138]中共有關文件明確談道：“各蘇維埃區域邊境嚴重的紅白對立現象，就是這種報復主義造成的結果。”[139]

對立情緒不斷蔓延，相互間的報復行為，常常超越階級對抗的範疇，變成區域之間的對抗。福建“蛟洋農民燒丘坊房子二百余家，白砂赤衛隊燒茶地房子九十余家”。寧德橫坑民團與中共開辟的遊擊區敵對，引起蘇區群眾憤慨，“見橫坑人即殺，橫坑人就不敢向遊擊區域來買東西”。[140]同時，這一狀況的出現，和中共開展革命時為鼓動民眾、克服地方觀念，常常組織農民跨村跨鄉打土豪有關。跨村跨鄉活動在蘇維埃區域內雖有可能觸發宗族間的沖突，但總體處於可控狀態，且村莊間的運動是相互的，負作用不明顯；在邊區則變成蘇區對白區的單向運動，且由於對當地具體情況不了解，打土豪行動往往失控，有些部隊打土豪“離開階級的（標準），以有豬有雞有谷有魚為標準的亂打，結果把有豬有雞有谷的中農和貧農也打了，破壞與中農的團結和階級利益”。[141]有些“地方黨部及政府不僅不糾正此種錯誤，而且造成理論說這是赤白區域對立，他們不了解赤白區對立，是赤白區兩個政權的對立，而不是赤白區兩地群眾對立，他們把地域的對立，代替了階級的對立”。[142]這種不顧階級關系的盲目報復和掠奪行為，雖然和革命對象一方的白色恐怖及壓迫有著重要關系，卻客觀促成了赤白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