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福建事變爆發與國共的應對（第4/10頁）

作為政策轉變的標志，中共這時把工作重心轉到反蔣和中共自身的發展上，不再以十九路軍為對抗對象。十九路軍在福建連江開展“計口授田”工作時，正在此準備進行土地革命的中共方面當即表示：“如‘人民政府’實行分田”，他們“當讓‘人民政府’去做。”[137]同安地方政府召集大會時，為湊集人員求助於中共當地負責人，中共負責人“叫他們到各鄉村公開打鑼去號召，用汽車去載人，弄點心給農民吃”。[138]福州黨組織慰勞隊到前線慰勞十九路軍，以“號召廣大群眾參加反帝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139]陳子樞甚至為廈門中心市委得知中共和福建人民政府簽訂協定後“表現出一種空洞的欣喜的情緒”感到擔心，憂慮“這樣必然會放棄了實際的艱苦的鬥爭工作，不可避免地由於這種錯誤的幻想，會有走上機會主義道路的危險”。[140]中共在福建和十九路軍的微妙關系，外界其實也多有注意：“共黨宣傳，表面上仍屬反閩，實際上則共黨密赴福建者甚多，對民眾組織甚努力。”[141]

由於中共與閩方政治上欲迎還拒而又相互有所企圖的合作關系，當十九路軍的反蔣軍事展開後，中共與閩方的軍事合作也呈現復雜的內容。蔣介石向閩方發動進攻之始，中共從自身戰略利益出發，采取了有保留的協助措施。1933年11月24日，朱德、周恩來等要求贛東北和閩北中共武裝，在國民黨軍向閩浙贛邊境集中時廣泛發展遊擊戰爭，擾亂其後方，紅七軍團主力則隨時準備截擊或尾追敵人。同時，周恩來致電中革軍委，探詢可否出動紅三、五軍團側擊國民黨軍入閩部隊。[142]中革軍委對直接與十九路軍配合作戰抱有疑慮，強調“不應費去大的損失來與東北敵人新的一路軍作戰，而讓十九路軍替我們去打該敵”，但同時也指示紅七軍團及獨立部隊應“以遊擊戰爭的方式妨害敵人第一路軍集中”，在“敵人第一路向閩北前進時阻滯並剝削之”。[143]12月中旬，中革軍委要求紅五、七軍團及獨立第六十一團組成的東方軍，在建寧、泰寧、邵武、光澤、黎川一帶展開遊擊戰爭，“側擊向資溪、光澤運動中敵人的中央縱隊”，“在資溪務須進行頑強的防禦”，“遲滯、鉗制向光澤前進的敵人”。[144]12月中、下旬，朱、周又多次指示“廣泛發展遊擊戰爭”、側擊敵“進剿部隊之後尾”，“積極擴大並發展閩中遊擊戰爭，不斷截擊邵順間敵人後方聯絡部隊及進行一切破壞工作”。[145]12月底，項英明確指示紅九軍團第十九師“轉移到將樂的地域，與十九路軍的左翼部隊取得直接連絡”。[146]當時前方國民黨軍對紅軍行動的親身感受是：“企圖破壞道路阻我前進，無頑強抵抗力。”[147]

中共的這一系列行動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1934年1月2日，共產國際提出：“你們的部隊應該避開蔣介石的進攻部隊，在迅速重新部署後，從北面和南面同時打擊進攻19路軍的蔣介石部隊的側翼和後方，最好是在它們之間發生沖突的時候。”[148]就中共而言，維持十九路軍這一反蔣力量的存在，是一種符合其利益的常識判斷，羅明回憶，事變後他被派往廈門、福州“傳達中央對閩變的指示，即軍事上聯合，幫助他”。[149]而蔣介石也報告：“最近赤匪因得閩方接濟，並為牽制策應閩方及實行聯成一片起見，突以偽第一軍團向我崇仁、宜黃一帶進犯，並以偽軍第三、五、七各軍團，集合全力，分向我黎川、金溪一帶進犯，對我冀作中央突破及右翼迂回之企圖。”[150]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則注意到：“贛東赤匪乘中央軍進迫閩垣之際，叠犯浙贛邊境，企圖牽制我方兵力，截斷我後方聯絡。”[151]

雖然紅軍受命騷擾入閩的國民黨軍，但要以實力代價為十九路軍在閩北阻擋國民黨軍，也為中共中央所不取。在國民黨軍兵力居絕對優勢情況下，紅軍要獨力擔起阻止國民黨軍入閩重任其實並不現實，何況，本在閩北的十九路軍主力也在後撤。因此，雖然王明在事變後不久曾批評中共中央沒有意識到：

問題的中心不在於我們紅軍願意不願意接受蔣介石這個打擊，而問題的實質是在於：或者紅軍和十九路軍一起來擊退蔣介石的力量，或者是蔣介石先打敗我們的同盟軍——十九路軍，然後再集中一切力量來打擊我們的紅軍。[152]

但這究竟是事後諸葛亮之言。事變當時，中共和十九路軍對雙方的軍事合作都沒有充分的準備，對軍事形勢的發展也難有全盤的計劃，在國民黨軍十幾個師壓迫下，中共即使勉為其難，效果也難以臆測，何況，國民黨方面還觀察到：“偽一、三、五等軍團被我痛剿，叠受叵劇，喘息未定。”[153]這雖然不無自誇之嫌，但紅軍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連遭失利、軍力受創、亟需休整確也屬實。[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