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靜之死：裂痕與伏筆（第2/2頁）

審訊中，劉文靜做出了這樣的供詞：“首義之初，臣任司馬，與長史裴寂的地位和威望都差不多。而今裴寂貴為仆射，擁有豪宅，而臣的官位和賞賜卻與常人無異。臣東征西討的時候，老母親和家人留在京師，臣都沒有時間照顧。所以臣確實是心存不滿，加上醉酒，才會發出怨言。”

李淵拿著劉文靜的供詞在朝會上對群臣說：“觀文靜此言，很明顯就是想造反了。”

其實滿朝文武全都心知肚明，劉文靜落到這步田地絕不是因為他想造反，而是因為他得罪了天子跟前的大紅人——當朝宰執裴寂裴大人，因此他也就得罪了天子。換句話說，他純粹是權力鬥爭中的失敗者。既然如此，誰還敢替他說話呢？所以絕大多數人都保持沉默，只有蕭瑀和李綱替劉文靜說了公道話。他們都堅持認為劉文靜絕無謀反之意。

最後李世民站了出來，一再替劉文靜辯護。

李世民說：“當初在晉陽時，是劉文靜最早提出了舉義之策，後來才告訴了裴寂。等到攻克京師，他們所得到的信任和待遇卻相差太大，劉文靜的失望或許是有的，但絕不敢謀反！”

李世民為什麽要替劉文靜辯護？

表面原因當然是李世民出於公心、仗義執言，可深層的原因則是——劉文靜現在已經是秦王帳下的頭號輔臣，是李世民在政治上最為得力的助手。早在晉陽起兵前夕，劉文靜和李世民就已惺惺相惜，關系非同一般；到了武德元年七月，李世民任元帥西征薛舉時，劉文靜則是元帥府的長史；同年十二月，李世民官拜太尉，兼陜東道行台尚書令時，劉文靜再次擔任陜東道行台左仆射。說白了，劉文靜現在不只是天子李淵的民部尚書，更是秦王李世民的死黨。

對此，李淵不可能沒有意識到，當然更不可能無動於衷。

因此，對裴寂的寵信和重用以及對劉文靜的疏遠和貶抑，在李淵這裏絕不僅僅是出於舊交情的深淺厚薄那麽簡單，最重要的原因是——李淵必須防止出現一個與朝廷權力平行的小集團，即便這個小集團的領袖是他的親兒子李世民也不行。進而言之，李淵也絕不允許他的任何一個臣子把本該獻給他的忠心轉移到其他地方去，即便這個臣子是開國元勛劉文靜也不行！

基於上述原因，李淵就絕不會放過劉文靜。

所以，李世民出面替劉文靜辯護，不但不可能挽救劉文靜，反而會強化李淵對這些事情的判斷以及他殺雞儆猴的決心。

為了幫助李淵下定最後的決心，裴寂私下裏一再對李淵說：“劉文靜的才幹和智略確實是超過常人，但他性情輕躁兇險，且悖逆之言行業已昭然，何況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勁敵，今若赦之，必貽後患！”

盡管李淵心裏早已作出了決定，可誅殺劉文靜的詔令還是在他手裏壓了好多天。判斷一個開國功臣應不應該殺，不僅是在考驗天子李淵的智慧，更是在考驗他的情商。

因為天子也是人，要誅殺一個功臣，他的內心深處不免會有諸多的不忍。

但是不管有多少不忍，那道讓劉文靜人頭落地的詔書最後還是從李淵的手裏發了下去。

武德二年九月初六，劉文靜與劉文起一同被斬首，家產抄沒。

臨刑之前，劉文靜仰天長嘆：“高鳥逝，良弓藏，故不虛也！”

其實劉文靜的這句臨終遺言只不過是一種負氣的感嘆而已。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置他於死地的原因絕非如此簡單。真相是——劉文靜的存在嚴重威脅了李唐王朝最有權勢的兩個人的政治利益。

首先是天子李淵，當他意識到已經有一個小集團的羽翼正在他的眼皮底下逐漸豐滿的時候，他當然不能坐視不理。

其次是首席宰相裴寂，面對劉文靜這種才幹和功勛都不在他之下的政敵，他當然不會無所作為。

所以，當李唐王朝這兩個最有權勢的人決意要讓一個人三更死的時候，他就絕對活不過五更！

劉文靜之死是大唐開國以來第一次誅殺功臣的事件。這個事件無疑給麗日當空的大唐王朝抹上了一層不祥的陰影。同時，這個事件也在李淵統治集團內部——更準確地說，是在李淵和李世民父子之間——刻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這道政治裂痕一旦出現，便再也難以抹平。隨著李唐王朝掃滅群雄、統一天下的進程逐漸深入，這道裂痕也在不斷擴大，等到李淵父子肅清外敵、鞏固政權的事業完成，這道無形的裂痕也就演變成了一個可怕的深淵，最終使得李淵父子的親情徹底斷裂。從這個意義上說，武德二年的劉文靜之死，實際上已經給武德九年的“玄武門之變”埋下了一個幽微而深遠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