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有毒的“清流”

清流黨是清朝末年京師官場上的一個松散團體，絕大多數人是翰林出身。他們關心國是，針砭朝政，崇尚氣節道義，憎恨貪官汙吏；對外交涉主張強硬態度，反對妥協；文化上與西方勢同水火，獨尊孔孟。

清流黨圈子裏的人經常聚會，他們議論時政，並經常以聯合上折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在官場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表面上故作魏晉文人的狂狷之氣，動不動就彈劾那些觸犯了綱常禦律的大臣。一時之間，在京師之地聲名鵲起，讓一些行為不檢點的權臣恨之入骨，聞之色變。

自戀者的“獨清幾率”

“清”字很早就與德行、政治操行聯系在一起，《楚辭?漁父》中的屈原，“行吟澤畔”，面對漁父，感嘆“舉世皆濁我獨清”，但漁父勸他要面對現實，去適應社會。水之清濁尊卑，各有各的用處。《孟子》裏也記錄了這段故事，但一個字都沒有提到屈原，詠唱“滄浪之水清兮”的智者也從“漁父”變成了“孺子”。如果我們要歸納中國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調與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話，那就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在這種生命情調、生存方式支配和現實政治生活環境的催迫之下，歸隱就成為古代政治生活中相當普遍的現象。這一現象是對建功立業和個人價值的自我體現、社會責任和個人自我關懷的重新認識，在天下“無道”和個體“窮”的前提下所作出的無奈選擇。官員大面積地隱退出現在中國歷史上的元朝時期，文人寧願出世，也不願意入世為官。

元朝建國後，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們讓自己的權力結構陷入了重重的怪圈之中。

這種怪圈主要來自於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方面由於科舉停廢，補充官吏只剩下了薦舉一條路，本來就不是固若金湯的“權力安全閥”一度被打破。在發達的商品經濟已使人們變得不那麽單純的時代裏，薦舉無疑大開官場奔競之門。在只有薦舉一條路可走的情況下，胥吏進入仕途的成功概率得到了放大，畢竟是近水樓台先得月。龐大的胥吏階層，成為元朝官僚的重要後備隊伍。而胥吏的主要成分，大部分是曾經奮鬥在科舉第一線的士人。誰能料到，權力易主，曾經瘋狂追求的功名理想化為了泡影。

放下八股復習資料的士人搖身一變成為國家權力底層的胥吏，也算是打開了向權力上層奮鬥的通道。

元朝建制以來，讀書人通過從事吏職進入官場，也就是由“由刀筆吏得官”。由吏而官的做法，應該是元代士人的主要出路。

元代廢止科舉制度，對士人來說，雖然有些悵然，但對於一個人的精神層面來說又何嘗又不是一種解脫。士人們可以不必為了科舉束縛自己的身心，對於他們來說，解除精神和思想的抱負，可以讓這些文人更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創作帶來的豐足感，這又何嘗不是文化的大幸。由於長時間關閉科舉的大門，不少士人已經對科舉再開不抱有任何幻想，他們幹脆死了出仕為官的念頭。這種風氣一開，就連那些身在官場之人也不免心癢難挨。我們翻閱《元曲三百首釋注》，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統計。在那本書裏選出的元曲名家，做過各級官員的占44%，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作者都向往田園生活，有意學陶淵明“悠然見南山”。心動不如行動，最終有勇氣辭去官職的占三分之一。其中不光有漢人，也有蒙古族人。這些來自於權力集團的精英分子們爭相脫離茫茫宦海，為元朝權力系統留下一副蒼白無力的尷尬軀殼。

另一方面，權力集團內的官員們加速腐化。那些京城裏的豪門大戶，對權力集團內部的上層官員實行的是一種長線投資策略。高手玩長線，癟子才去玩短線。這些豪門大戶所采用的手段也很簡單，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逢節假日，他們都要宴請這些高官，以此來與公權力建立起一種私人感情。有人為這種宴請取了個難聽的名目，叫做“撒和”。“撒和”本意是指要讓馬兒跑，就要給馬兒吃草料。這些豪門大戶對待升遷的官員，就像對待牲口那樣，要想讓他們將來為自己賣力，就要定時喂肥他們。不光在京城有豪門大戶拉攏腐蝕官員，在地方上也不例外。當時流行一種行賄手段叫做“穿鼻鐐”，就是說地方紳士用金錢賄賂官員，就像用一個鐵環把牛鼻子穿上。牛怎麽走，往哪裏走，由不得自己，完全操縱在賄賂之人的手中。

就在上層官僚有意退出官場的同時，那些中下層官員也蠢蠢欲動，無心安於現狀。

忽必烈統治時期的名人鮮於伯機的工資只有紙幣二十六貫六錢六分，這在當時大概可以購買2擔多大米。加上2擔5鬥大米的生活補助，薪水共計約合現在七八百元。鮮於伯機是當時的大書法家，會演奏樂器，詩歌寫作也很有名氣。他的職務是太常博士，正七品，大約相當於縣處級，在中央機關從事具體的文教工作。一個縣級幹部的工資，還不夠養活一個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