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天子腳下的幸福生活

京官是相對於地方官而言的官僚群體，也就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幹活的官員。在明清時期，他們以不同的官階分隸中央政府的各個衙門。

當時有個說法：“以天下官人之額數而計之，京省大小之職不啻二萬有奇。”也就是說，京官至少占去當時官員總額的一半以上。在這樣一個龐大的官僚群體中，其中一二品的大員畢竟還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那些中下級官員和七品以下的小角色。

資歷是硬性指標

作為官員來說，個人的仕途命運，拋去個人因素之外，很多時候被規範在制度設定的大框框裏。這個框框就是所謂的古代官僚制度，制度裏的那些法律條文對官員有著很強的約束力。但是，在制度運行的層面之下，還存在著一些不被制度約束的行為方式，並且約定俗成地成為官場中的灰色地帶。很多時候，這些灰色地帶在有意無意之間會影響著甚至決定著京官們的升遷。

按照常理，吏部提拔官員最看重的應該是這個官員的能力。但對於京官來說，並非如此，資歷才是他們混跡官場的不二法門。

從一個官員的資歷，吏部就可以掌握他的為官經驗以及取得功名的先後。我們都知道，資歷是最不靠譜的東西。比如說，在計劃經濟時代，一些機關幹部的資歷很多時候是靠一杯茶、一張報紙泡出來的，與能力大小是不成正比的，有的人當了一輩子官還是碌碌無為，混日子而已。可是在清朝，“資歷”是衡量京官最重要的一項硬性指標。尤其在一些地位顯貴，政務又不怎麽繁忙的清要衙門將此看得更為重要，比如說翰林院、都察院、內閣、軍機處、吏部、禮部等等。

在光緒年間曾做過內閣中書的朱彭壽說：“京署各官，最重資格，對於同僚之先進者，不論年齒，皆稱為前輩。初謁時，必具紅白柬三分，登堂拜見，執禮惟謹。至其他各署，則但以同輩相稱矣。”

這種論資排輩的做法，在客觀上營造了官員晉升的公平環境。當然這種公平只是相對的，論資排輩雖然不能保證良幣淘汰劣幣，但至少可以讓京官們安於本分，心無旁騖地幹工作。

乾隆年間有的京官根本不願意空降到地方上任職，他們寧願碌碌無為地老死在京官的任上。紀曉嵐就曾經書挽聯嘲諷道：“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

當然在這些重資歷的衙門中，官員的升遷速度也要比其他衙門來得快。

京官裏權重位顯的官員畢竟只是少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常年待在職微官輕的崗位上，即便如此，也無人敢小視他們。就拿“內閣中書”這個職位來說，官階雖然只有區區的七品，卻是一個很實惠的官職。因為經過一定的年限，“內閣中書”就可以擁有在官場進退自如的資格。既可以外補同知或直隸州知州這樣正五品的地方實職，又可以被保送充任軍機處章京，為接下來平步青雲打下紮實的基礎。有詩雲：“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好認中堂作老師。四庫書成邀議敘，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

像內閣中書這樣職卑位尊的京官打著一個“京”字招牌，就可以有機會直接接觸到“內閣大學士”這樣的實權人物，禮拜為老師，再以師生關系得到推薦拔擢，獲得更多的升遷機遇。

“六年俸滿放同知”，就可以由七品直接晉升為五品，羨煞了多少地方官員。要知道當時全國的州縣數以千計，那些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員，以知縣為最多，但知縣的品級很低，只是一個七品卑秩。知縣的頂頭上司知府是四品，上下級之間相差有三四級之多，這三四級中的官都是些府丞、通判、同知等副職，知縣根本瞧不上眼。如果一個知縣想要直升為像知府這樣的正印官，又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往往做了幾十年的知縣也難望“四品黃堂”。

在京城當官，因為大家都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博生存，不論官級大小，除了皇帝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就拿當時的中央六部來說，任尚書、侍郎堂官的，其下屬司員郎中、員外郎、主事見到他們時，只是抱拳一揖為禮，而一、二品大員的堂官則必須以起立致意的方式來還禮，官銜再大也不能坐在那裏充大爺。

曾國荃攻克金陵後封了伯爵，有一段時間內調為兵部尚書。因為他是從軍隊起家的，當時軍隊裏的領軍者很會擺譜，與做京官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有一位司員手持文書來匯報公事，施過一揖之禮後，曾國荃坐在那裏紋絲不動，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那位司員也有文人的傲骨，將手中文書往曾國荃面前一扔，用言語教育了自己的上司一頓。官當得再大，也要懂得禮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