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沈萬三的富貴論

商鞅公開宣稱“以權索利”的思想，幾乎就此奠定了中國古代官場當局者謀取私利的風氣。“以權索利”，一個“索”字，包含了明顯的強迫、強求意味。所以歷史才會上演兩軍對戰後“大索三日”之類的瘋狂行為。挾權勢以索利，何求不得？中國古代的著名富豪中，從呂不韋、白圭、陶朱公到沈萬三，所有中國巨富成功的一個共有秘訣，就是與官家的關系非同一般。用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解釋，就是他們在選擇時清醒地看清了所有的約束條件，從而正確地找到了收益最大化的方案。

魯迅先生曾拿獅子和肥豬來打比方，他說，動物強壯不一定都是好事，強壯對於這兩種動物的命運大不相同。獅子強壯，可以為自己競爭森林之王增添砝碼，而肥豬強壯就可能面臨屠宰的命運。

財富的原罪論告訴我們，財富對於不同身份的人來說，也是福禍兩重天。

資可抵國或富甲一方的大亨並不太多，一旦巨富的聲名不慎暴露，並引起朝廷、官府與黑社會的注意，那麽災禍也就跟著找上門來了。你資助也好，捐贈也好，總有填不完的欲壑獅子大張嘴，不弄到你傾家蕩產，人財兩空是決不會善罷甘休的。

在封建時代，暴富始終是無法治愈的“原罪”。它從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天，血統裏帶著難以偽裝、清洗不掉的悲劇色彩，盡管明清時代的各大商幫試圖主動依附傳統的倫理體系，與儒家攀親拉關系。這些在現實世界裏追逐銅臭之人，自命“儒商”，並在財富積累的過程中打出“信義”的招牌。然而從本質上說，他們所依附的主要目標仍然是權力體系。無論是以仕進為目標的“捐班”，還是官商勾結以尋求保護，他們始終無法擺脫權力的枷鎖。就算他們臉上貼滿金，也不過是為高高在上的權力塗抹一層斑駁的陰影。

沈萬三是元末明初影響力最大的商人，民間流傳一句諺語：“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沈萬三出生於吳興(今浙江湖州)南潯鎮的沈家漾，後遷居蘇州昆山的周莊。他最初投身商海的時候，與很多商人一樣，對於政治，他采取的是一種既不遠離，也不親近的態度，只是一門心思地研究“市場調節”。相鄰吳江縣的巨富陸老先生一句話點醒沈萬三：“經商之興衰與國家之興衰緊密相連……那些元人，只怕是兔子尾巴長不了。風煙四起之際，既為經商設置關卡重重，又平添了許多機遇，是英雄還是梟雄，這就看你如何把握了。”

綜合各種史料來看，沈萬三之所以能夠成為帝國巨富，是因為他很好地利用了“官商互動”規則或者說是官商博弈之術。沈萬三的成功之道很簡單，歸結起來無非是機遇、時勢和個人的投資眼光。

一是糧食生產與土地兼並成為沈萬三攫取的第一桶金。史料記載“躬稼起家”繼而“廣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資巨萬萬，田產遍於天下”，有資料顯示，沈家擁有蘇州府三分之二的田畝。在財富的累計與權力的遞增之路上除了個人努力之外，機遇也同樣重要，尤其在動蕩的亂世裏博取生存之資。沈萬三在發展的路上，還繼承了一位巨富的財產，據楊循吉《蘇談》記載，吳江富商陸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氣闌珊，決心出家為僧，就把所有的資產都贈給了沈萬三。

二是依托時勢，讓沈萬三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戰爭是商人快速崛起的一條捷徑，沈萬三的財富王國也是建立在戰爭的廢墟上。元朝末年，各地農民軍風起雲湧。沈萬三抓住機會，將蘇南的糧食和絲綢非法販運到蘇北地區，提供給農民起義軍張士誠，然後再依靠張士誠的武裝保護將其提供的私鹽倒賣出去（張士誠的隊伍大多具備鹽民身份）。可以說沈萬三發的是戰爭財，兩頭賺的都是銷路有保證的暴利商品。幾單生意做下來，沈萬三搖身一變成為百萬級（資產超過百萬兩銀子）富翁。他以跳樓價買下大半個蘇州的商業，投入數百萬兩銀子很快就翻了幾番。起因是，張士誠要攻打蘇州，蘇州城內人心惶惶，所有生意人都想盡快變現以躲避戰禍。沈萬三和張士誠很熟，憑著他對張的了解，他相信張士誠來蘇州不是路過來劫掠的，而是要以蘇州為根據地，與他人一爭天下。他認為，張士誠希望看到的，是一個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蘇州，他進城後一定不會燒殺搶掠，而是盡快恢復秩序，發展經濟。根據這一判斷，沈萬山在同行們爭先恐後將商鋪和存貨出手之際，用自己手頭的500萬兩銀子，加上變賣和抵押所有財產得來的資金，吃進了這些商鋪和存貨。結果，他賭對了。憑此一戰，沈萬三一躍成為千萬級富商，成為天下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