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宦官的突圍路徑（第2/11頁）

作為皇帝如果想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須突破那些制度上的剛性約束，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因為如此，在明代的270年裏，有一大半以上的時間，皇帝的權力受到了文官集團的強力限制。就是在皇帝權力高度集中的專政時期，在權力場上能夠興風作浪的往往也是那些文官。

作為歷史的看客，很多時候我們看見的不過是表象，這種表象就是皇帝和文官鬥，或者宦官和文官鬥。可表象終究是表象，其本質還是文官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博弈。在這裏，無論是皇帝，還是宦官都是被利用的工具。所以我們會在明代看見這樣的現象，當文官們意興闌珊，攏起袖子收回自己的政治主張，明朝的整個政治制度也就走到了歷史的終點。

關於明代的皇帝、文官、宦官三者之間的關系，曾經有人做過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在我們面前擺一架天平，如果在天平的左側放上9斤的物體，在右側放上8斤的物體。那麽這時候天平就會完全倒向左側，但如果在右側加上兩斤的砝碼，那麽天平又會完全倒向右側。

我們由這個比喻再回到明朝這架權力天平上，在皇帝與文官的權力博弈中，宦官就是那個後來加上去的砝碼。砝碼本身的重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勢均力敵的關鍵時刻，他往往決定著最後的勝負。宦官通過把自己的砝碼投向皇帝，讓皇帝在權力天平上獲得優勢，而這些自身可以得到巨大的回報。

其實在使用宦官這個問題上，打破種種禁令的並不是別人，而是朱元璋自己。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宦官人數的急劇膨脹上，尤其是到了他統治的中後期，宦官的人數基本上是呈滾雪球狀態在增長。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設內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麗國索要二百多名閹人，安南國也不斷向朱元璋進貢閹人，每次動輒幾十人。朱元璋統治期間，宦官機構及有關職官設置變動頻繁，宦官數量不斷增加，相關機構逐步膨脹。在洪武年間，明代宦官機構及職官設置就已基本形成定制。

明代的宦官機構，以“二十四衙門”為基本主體。二十四衙門包括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內廷任職之外，還能出任各種外差使職。按照原來的規定，這二十四衙門主要只是為皇帝生活服務的部門。但事實上，明代的宦官已經發展成為極其重要的政治勢力，不但掌管了宮廷內有關飲食起居的一般事務，還控制了全國的軍政要務。

尤其是司禮監，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中的首席，也是整個宦官系統中權勢地位最高者。可以說，司禮監這個職位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

宦官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掌權。一般說來，文官勢力大，能夠分掌中樞大權時輪不到宦官掌權；必須皇帝有較大權力的時候，作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權。皇帝有權懶得去碰才使宦官有了可趁之機，朱元璋的那些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這個皇帝不當回事。經常幹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為生猛的莫過於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30年不上朝。在皇帝不太管國事很懶惰的情況下，內閣的權力膨脹了，批紅權就歸了宦官，但在體制上君權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權力不可能超過皇帝。沒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麽也不是，興風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這樣就造成了宦官們身穿“權力馬甲”占據著司禮監這一風水寶地，優哉遊哉地掌控朝政。既然皇帝不幹活總得要有別人來幹。於是就有了宦官們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詔諭，這就等於把最高的決策權與行政權都轉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個皇帝30年不上朝，權力系統還能運轉自如，不能不說是奇跡。而這個奇跡的產生主要得益於龐大的宦官集團和文官集團在那裏平衡著權力的天平。

明朝外戚與朝臣的勢力相對其他王朝來說，是非常孱弱的。這樣就失去了權力應有的平衡，大權自然也就被宦官們所接手。再加上宦官掌握了東西兩廠，握有司法與緝查大權，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權力本身有衍生的趨勢，權閹手中的權力自然會向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滲透。但由於太監幹政是違背常理的，在道義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紛爭必然會在統治內部蔓延起來，最後擴大到民間。大太監王振掌權時期，鬥爭還停留在相關人物上；到了後期，打擊面擴大到了整個官僚系統，甚至連平民百姓也不能免禍。

再拿魏忠賢來說，在天啟皇帝死後，他掌握了東廠，掌握了錦衣衛，他的那些親信們也在權力結構中占據了顯官要職。和他那張“九千歲”的名片一樣，他的權力此時已經炙手可熱，離皇帝之位只有一步之遙。不過這時的大明王朝已經進入倒計時階段，皇權成了一件易碎品。作為宦官的魏忠賢，其手中的權力越大，在官僚集團和皇帝面前的價值就越低。所以對他來說，權力達到巔峰的時刻，也就是末日到來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