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合作的非暴力者

嘉靖初年有著相當不錯的開局，一大批圍繞在內閣首輔楊廷和身邊的文官，在後世都享有賢明能幹的聲譽。可是皇帝的心思誰也猜不透，這個來自湖北藩王之地的皇帝好像並不急於開創屬於自己的盛世。

一場來勢洶洶的“大禮議”風波，讓楊廷和與其幾位德高望重的助手都有了離去的心思。而少年皇帝朱厚熜好像並沒有挽留的意思。在他看來，國家治理得好與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開心與否。從即位第三年起，朱厚熜開始崇信道教，舉行齋醮活動，並在大內廣設醮壇。發展到後來，他甚至不視朝政也要修玄齋醮。

嘉靖皇帝在位期間，內閣首輔的權力已經大到除了皇帝，就無人可以約束的地步。正因為如此，文官們爭奪首輔之位的鬥爭也就愈演愈烈。朱厚熜將內閣的辦公地點設在了午門之內，這樣就與翰林院和文淵閣區別開來。

時人在談起內閣的時候，不再簡而化之地將這幾個機構混為一談。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嘉靖皇帝在制度上將內閣大學士定位為文官之首，並且將那些既忠心又聽話的文官選入內閣，賦予他們幹預六部事務的權力。

其實內閣制的演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國文官集團內部的一場權力演變。

帝國建立初期，朱元璋籌建內閣的目的在於輔政，就是幫助自己處理文書報告，以備顧問，但是絕對不可以參與朝政，閣臣手中並沒有多少實際的權力。說白了，內閣就是政府的秘書機構。到了永樂時期，內閣大學士可以參與軍國大事，大學士儼然成為皇帝最為親信之人。大學士可以兼任其他部門的領導，有的還兼領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等高級別官銜，權力地位有了質的飛躍。雖然他們還不能到兼職的各部門去擔任實職，名義上還是皇帝的高級秘書，但是他們在帝國事務中已經擁有了強大的話語權和處置權。

後來的幾位皇帝體弱多病或年幼無知，大學士們的權力逐漸增大。他們被賦予“票擬”的特權。正是“票擬”權的產生，直接將內閣大學士送上了權力的制高點。帝國權力系統的各個部門，包括中央六部，全在內閣大學士的掌控之中。為了使內閣成員之間保持平衡防止專斷，一度廢止了內閣首輔之位，但從明世宗後內閣首輔保留了下來，並且日益重要，成為爭奪焦點。

在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嘉靖皇帝對宦官的控制很嚴，動不動就將那些犯錯誤的宦官往死裏整。朱厚熜執政時期，宦官的勢力在帝國的權力分潤中並沒占到多少股份。宦官的權力收縮到極限，這就使首輔的爭奪成為帝國權力爭奪的最大焦點。這一時期先後就任首輔的官員多達十幾人，頻率之高，人數之多，都創造了紀錄。

嘉靖初年，楊廷和執政，獨攬票擬之權。嘉靖皇帝因為“大禮議”事件而移情專寵張璁，使其平步青雲，以火箭般的躥升速度坐上了首輔的寶座。隨著時間的推移，身為皇帝的朱厚熜感覺到張璁這個人在做事的時候有些耍滑頭，恃寵不讓。於是朱厚熜就想找一個人來制衡他，目標很快就鎖定在了夏言的身上。

在君臣猛烈交火的大禮議事件中，夏言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夏言曾上疏建議嘉靖皇帝親耕南郊，讓其生母蔣皇後親蠶北郊，“為天下倡”。夏言這麽做既表明了自己力挺皇帝的決心，以此博取對方的信任，同時這麽做還有一層考慮，那就是避免將自己完全暴露於帝國官員內耗的火力網中，避免引起反對派的憎恨。由此可見，夏言是一個政治手腕高明的文官。

嘉靖七年（1528年），夏言又上了一道建議天地分祀的疏文。這道疏文寫得相當有水平，引經據典，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疏中的觀點與嘉靖的想法不謀而合。皇帝由此龍心大悅，自然少不了一番嘉獎。嘉靖皇帝將其調入翰林院，為侍讀學士，也就是專門陪皇帝講讀經史。

夏言是個外形俊朗、氣度不凡之人，極具個人魅力。作為一名侍讀學士，他講讀經史聲音洪亮，用一口標準的官話（北京方言），因此深得嘉靖皇帝的喜歡。每次授課結束，皇帝都會賜其茶飯，神情之中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

夏言的表現與前面張璁在“大禮議”事件中的表現可謂異曲同工，兩人都是揣摩皇帝心思的高手，知道如何投其所好。

“大禮議”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朱厚熜對此仍耿耿於懷。他急於想在禮儀制度改革這件事上再做些文章，為自己糾結於此找到一條合法的通道。也就在這時，夏言上疏建議改變祖宗舊制，分別祭祀天、地、日、月。嘉靖皇帝在接到夏言的奏疏時，內心也是激動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