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歡快時節的尾聲（第4/6頁）
從開展活動的一開始，同盟中的布道者們便發現，英格蘭處決天主教徒是他們必須大做文章的題目之一，法國政府絕無可能在這一點上加以反對。同時，它明白無誤地強調了，將來的法國如若像英國那樣落入異端君主的股掌，將會出現怎樣的景象。在那些日子的英格蘭，羅馬天主教會的派遣神父受到了真實而又殘酷的欺淩，與此同時，信奉新教的英國人、荷蘭人乃至西班牙本國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受到的淩辱也同樣真實而殘酷。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判定，哪一方的殉難被更加誇大和歪曲。好戰的清教徒和神聖同盟雙方的宣傳家都在同宗教友的痛苦中發現了可資利用的東西。
對蘇格蘭女王的處決就是在這樣的旋律下著手宣傳的。兩個星期之中，巴黎的布道壇不分大小，四處傳響著殉教女王的無瑕美德、敵人們的奸邪以及佞友們的背叛，接著便迎來了紀念活動的高潮——女王在巴黎聖母院的莊嚴葬禮。為了這次活動，神聖同盟專門請來了令人敬畏的演說家布爾日主教⑬ 大人。主教把慣常的悼亡頌辭變成了一曲贊歌，他沒有按照慣例將頌辭獻於王室，而是獻給了洛林家族⑭ ，特別是吉斯公爵和馬耶訥公爵⑮ ，他贊美二人是法蘭西的西庇阿⑯ 兄弟，是戰場上的雷霆，二人已經做好準備，要為殉教的表親復仇，因為瑪麗是神聖教會的支柱，是上帝受苦受難的子民的希望和歡樂所在。主教的修辭並沒有因為亨利三世和王後的出現而有所收斂，國王夫婦以一種引人注目的低調姿態落座於耳堂裏的專用長椅上。瓦盧瓦的末代君主或許陷入了深思，他仿佛正在目睹自己的葬禮，聆聽獻給他的繼位者的頌詞，不同之處在於，倘若他是長眠於棺槨之中的屍體，而不是按照位階尊卑和親屬順序排定的首席吊唁者，那麽他的名字就不會如現在這樣陷入沉寂，被人刻意漠然置之。如果說過去的 13 年裏幾乎諸事都不順遂，他至少測試出了法國君主制這種堅韌的制度能夠承受百般不幸的能力。倘若蘇格蘭女王之死可以緩解來自吉斯家族的壓力，在展示完適當的外交式慍怒之後，能夠拉近法國與英格蘭的關系，那麽亨利完全願意平靜地忍受布道壇上發起的另一輪攻擊，畢竟英格蘭是法國面對強敵西班牙時唯一可能攜手的同盟力量。
3 月 13 日這天，各國大使們也紛紛前來巴黎聖母院參加瑪麗·斯圖亞特的葬禮，他們對於瑪麗之死可能造成的後果眾說紛紜。可能是出於職業敏感，愛德華·斯塔福德爵士對法國宮廷和巴黎掀起的狂怒情緒深感驚恐，以至於到了最後，沃爾辛厄姆不得不惱火地制止他繼續就這個話題進行匯報，因為他的信函只會徒然增添伊麗莎白的苦惱，樞密院卻要為此承受女王的所有不快。另一方面，意大利的觀察家們雖然也向羅馬、威尼斯和佛羅倫薩稟報了彌漫於法國的復仇情緒，但都一致同意如下判斷：整體來看，處死瑪麗提升了英國的地位。這一行動不僅鏟除了英國國內歷次叛亂的天然領袖，打消了法國幹涉英國事務的合理動機，還為 16 世紀的高級政治⑰ 走向推開了另一扇關鍵大門，一個全新的英法同盟正呼之欲出。任何一個不曾全心全意效忠西班牙的意大利人，都會對限制西班牙這個想法滿懷憧憬。沒有哪位意大利政治家不曾暗地裏翹盼，歐洲會從不可通約的宗教敵對激情中恢復平靜，回到權力政治下精打細算的遊戲中來。或許正是由於以上兩點原因，對於瑪麗之死的後果持有犬儒主義現實考量的意大利外交家才會沉迷於這種願景。不過，在那年 3 月，多數老於世故的巴黎政治家也都會對意大利人的想法表示贊同。
堂博納蒂諾·德·門多薩更加高瞻遠矚，這位西班牙大使與其耶穌會盟友觀點一致，在他們心中，蘇格蘭女王的利用價值早就不復當初。很久以前他已推斷出，只要得不到外國幹預的保證，英國天主教徒就不會發動大規模的起義；可一旦外國幹預顯露出危險苗頭，瑪麗又會被當作禍首論處，從而性命不保。盡管在觀察家們的眼中，瑪麗似乎依然在過往光輝的籠罩下顯得至關重要，可在門多薩看來，瑪麗·斯圖亞特已經踏上祭壇，只等著隨時被清理出棋局。早在兩年前，對於敵人可能除掉瑪麗，門多薩已經懷有幾分預期。針對英格蘭的計劃尚處在醞釀階段，對方在此時動手，而沒有等到計劃付諸實施的最後一刻（可能就差六個月？一年？兩年？），倒也在一方面簡化了這盤遊戲的復雜程度。同樣，門多薩還早就對英法結盟的可能性不甚看好。在法國，他唯一信任的勢力便是神聖同盟及其首領吉斯公爵。雖然這種信任充其量也只是半信半疑，門多薩還是希望，當計劃實施之日來臨時，法國的主人將不再是瓦盧瓦的亨利，而是吉斯的亨利。在向著這一目標邁進時，瑪麗·斯圖亞特的死帶來了另一個契機，為門多薩提供了撬動王室權力的另一根杠杆。在給馬德裏和羅馬的信函中，門多薩清楚明白地表達了正在上千個受神聖同盟控制的布道壇上公開暗示的消息：法使蓬波納·德·貝裏艾佛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