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人民移徙

調劑土滿人滿，移易風俗，充實邊防，莫不有賴於移民。此等移民，秦、漢時尚有之，魏、晉後則幾絕跡矣。蓋人莫不有安土重遷之情，而歷來官家之移民，又多不能善其事，利未見而害先形，則尚不如無動之為善矣。《隋書·食貨志》：天保八年（570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於幽州範陽寬鄉，百姓驚擾。開皇十二年（592年），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議者鹹欲徙就寬鄉。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省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狹鄉每丁才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明知土田人口之不相得，而竟不能調劑，即由豫度其事之不易行也。《房陵王傳》：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暗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創夷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民，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北史》雲：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夫惟民之未安，故可乘勢遷徙，既安則更難動矣。高祖是謀，未始非因禍為福，轉敗為功之道，然因勇言而遂止者，亦度其事之不易行也。陳亡後，江南之變，固由蘇威等措置不善，亦由訛言將徙其民入關，可見其不可輕舉矣。

煬帝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又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事在大業元年（605年），見《隋書·本紀》。周革唐命，徙關內雍、同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事在天授二年（691年），見《舊唐書·本紀》。此皆徒謀京邑之富厚，非如漢主父偃說武帝，陳湯說成帝，兼為治理計也。見《秦漢史》第十三章第四節。《隋書·梁彥光傳》：高祖受禪，為岐州刺史，後轉相州。在岐州，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余，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請復為相州。上從之。豪猾者聞其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诐，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章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余並坐廊下。有好凈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並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厲，風俗大改。案文帝既再任彥光為相州，自非風謠訴訟所能動，豪猾者亦畏威斂跡耳，豈真革面洗心哉？觀此，知移民與風俗，相關甚大。如煬帝、武後之所為，實足以敗壞風俗，而貽治理者以隱憂也。

為治理計而移民者絕跡，為征戍計而移民者，則猶時有之。《舊書·太宗紀》：貞觀十六年正月，詔在京及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為戶。流人未達前所者，徙防西州。《新書·刑法志》雲：十四年（640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寢少。十六年（642年），又徙死罪以實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輕重為更限。詔所雲流人未達者，蓋指十四年（640年）已後未至徙所之流人言之。《褚遂良傳》載遂良諫疏曰：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挽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余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裏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其弊可謂深矣。戍卒資裝，自須營辦，豈況流人？不能自致，蓋由於此？然則雖有更限，亦豈能還返邪？陸贄論謫戍之弊曰：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滅，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雲時或行之，則似非彝典。然《宣宗紀》載會昌六年五月五日赦書，有徙流人在天德、振武者，管中量借糧種俾令耕田一款，則行之之時，恐不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