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隋唐五代宗教（第4/4頁）

景教之來，事在貞觀九年（635年）。十二年（638年），許其建寺，名波斯。天寶四年（745年），敕雲：“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準此。”《通典薩寶注》。《兩京新記》：西京醴泉坊街南之東有波斯胡寺。《注》雲：“儀鳳三年（678年），波斯王畢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長安志》雲：“景龍中，宗楚客築此寺入其宅，移於布政坊之西南隅祅祠之西。”《兩京新記》又雲：普寧坊街東之北有波斯胡寺。《唐兩京城坊考注》雲：“貞觀十二年（638年），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據《景教碑》，普寧坊應作義寧坊，阿羅斯應作阿羅本。又《兩京城坊考》東都修善坊有波斯胡寺。皆其遺跡之可考者也。亦據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建中二年（781年），寺僧景凈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明末於長安崇仁寺掘得。而近世敦煌石室所得者，又有《景教三威蒙度贊》。見伯希和《唐元時代中東亞基督教徒》，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內。皆可考見景教初入中國時之情形焉。

伊斯蘭教何時傳入中國，尚乏信史可征。日本桑原騭藏《蒲壽庚傳》雲：廣州城內有懷聖寺，寺內有番塔，或稱光塔，其構造與佛塔絕異。相傳為伊斯蘭教初至時所建。清金天柱《清真釋疑補緝》所收《天方聖教序》雲：“天乃篤生大聖穆罕默德，作君作師，維持風化。西域國王，皆臣服而信從之，共上尊號為賠昂伯爾。隋文帝慕其風化，遣使至西域，求其經典。開皇七年（587年），聖命其臣賽一德斡歌士賫奉《天經》三十冊傳入中國。首建懷聖寺，以示天下。”此說自不足信。桑原氏謂光塔與嶽珂《桯史》所雲蒲姓宅後之率堵波絕相類，疑寺亦宋時蒲姓所建也。本文三，《考證》二十八、二十九。又引明何喬遠《閩書》卷七雲：“嗎喊叭德聖人，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卒葬此山。”泉州東南郊外之靈山。桑原氏謂其言武德時來難信，然其說起原頗古，當在北宋前唐中世後雲。本文一，《考證》十。唐時大食來者甚多，其教不得無隨之而至者，特其遺跡無可考耳。然即有來者，亦不過自傳其教，於中國人必無大關系也。

外來之宗教，固與中國人無甚關系，佛、道二教，看似牢籠全國，實亦不然。凡教，其質皆同，惟其所遭際者有異。因緣時會，通行較廣，又為執政權者所崇信，則所奉事者稱為正神，其教為大教，而不然者，則見目為淫祀，為邪教矣。狄仁傑充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惟留夏禹、吳太伯、季劄、伍員四祠。《舊書·本傳》。然高勱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勱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隋書·本傳》。然則伍子胥廟，又何嘗不可煩民也？煩民與否，豈視其所奉之神哉？於 為蘇州刺史，吳俗事鬼，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惟吳太伯、伍子胥等三數廟存焉。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皆見《舊書·本傳》。二事與狄仁傑絕相類。觀後繼者所除去之多，而知前人之政績，為實錄，為虛飾矣。果俗之所共信，豈易以此等政令搖動

邪？不特此也。《舊書·德裕傳》又言：寶歷二年（826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鬥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緣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咋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無益於黎甿。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從之。而《新書·裴度傳》曰：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毫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然則令狐楚之智，與江南雇人取水者無異也。不亦令人齒冷乎？以此等人執政，而定教之邪正，豈足信哉？《新書·林蘊傳》言：其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然則淫祠民固苦之矣，而不廢者，有所利者把持之，民固無如之何也。然此等見尊於一方之神，遭際時會，風行全國，列為明神者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