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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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朝鮮人民來說，19世紀的外壓來得緩慢而沉重，至少不像中國在鴉片戰爭中那樣，受到閃電式打擊。

19世紀初葉，朝鮮曾鎮壓過天主教，即所謂“辛酉邪獄”（1801年）。朝鮮天主教徒寫信給法國傳教士，要求給予軍事援助，信被當局查獲，開始了鎮壓。後來就不限於天主教，鎮壓對象擴大到天主教以外的異端思想方面。李氏朝鮮的正統思想是朱子之學。

明顯地一邊倒，是朝鮮自古以來的傾向。當儒學作為正統思想被承認後，佛教就日益衰落。共存是困難的。儒學也是朱子學派一邊倒，把朱子學教條化，排斥其他學派。對異端的鎮壓使知識階層也衰微了。

“辛酉邪獄”之後，知識階層的抵抗銷聲匿跡，農民的暴動則特別引人注目。辛未年（1811年），由洪景來領導的叛亂在平安道興起。這次起義雖被政府軍鎮壓下去，但各地的民亂總是此起彼伏，沒有間斷過。開始時往往帶有自發性和感情沖動性，到了後來就漸漸有理論和組織了。這時，正值朝鮮開始受到來自西方的沖擊。

這一時期，充滿了危機。1860年，崔濟愚創建新興宗教東學。從鴉片戰爭算起，已經過了二十年，中國正處於太平天國戰爭最激烈的時期。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是在兩年前。這一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俄國占據烏蘇裏江以東的中國領土。日本的“櫻田門外之變”，也發生在這一年。

崔濟愚是慶尚北道慶州郡人，1824年生，初名福述，沒落兩班出身。所謂“兩班”，即文班與武班，意指文武官員，屬於李氏朝鮮的統治階層。崔濟愚自幼失去雙親，雖屬兩班，卻處於貧窮之中。他精通漢學。結婚之後，移住妻家蔚山，後漂泊各地。1860年4月，年三十六歲，自稱感悟了天主降臨，創始東學。

對於來自西方的沖擊，東方文明圈的人們說：“西洋的物質文明是優良的，但是，在精神文明方面，還得屬東方。”這是最典型的論調，可以說是一種不服輸的論調。崔濟愚的想法超出了這種偏見。

崔濟愚認為，印度的莫臥兒王朝滅亡了，中國的清朝也遭到西洋文明的致命打擊，這絕不單單是物質的。光靠它，不可能發揮那麽強大的力量。這裏也有精神——“學”。正因為建立在西洋之學即西學的基礎之上，西方才得以富強起來。所謂“學”，換言之就是精神文明。西學就是西洋的精神文明，其中自然也包括天主教。

為了不敗於西洋，面對西學，就必須用東學來對抗，於是崔濟愚創造出東學。他怕朝鮮民眾被天主教拉去，當西洋的走卒，將朝鮮出賣給西洋，因而以朝鮮民間信仰為基礎來提倡東學。他懂得奪取敵人的武器為我所用這一戰術，東學之中除了儒、佛、道之外，還糅進天主教。

“人乃天”，“天心即人心”，這就是東學的信念。東學實質上帶有濃厚的迷信傾向，但它卻批判了朝鮮的門閥及嫡子、庶子的差別等。它的主張在很多方面獲得沒落兩班的共鳴，那些追求現世利益的民眾也非常歡迎。

東學迅速擴展開來。任何時候，苦惱著的人們都想從宗教中得到解脫。但是，李氏朝鮮的上層人物卻為東學能糾集如此眾多的人而感到不安，便想趁東學還沒成為龐大的叛亂組織之前，早早地把它處理掉。1864年，東學的教祖崔濟愚因“左道惑民”之罪被逮捕處死。

古代尊崇右道，謂之正道。左道是不正之道，即邪道。“左道術”就是妖術。意思是崔濟愚擴大邪教，迷惑民眾，是理當問斬的。

教祖被殺，反而使東學的人們更發憤圖強。崔濟愚雖死，東學的勢力卻仍在向前發展，特別在婦孺中，傳教速度驚人。二代教祖崔時亨，貧農出身，創始者殉難後，曾一度逃往大白山中，但仍致力於傳教。鎮壓反而鍛煉了東學組織。

崔時亨接受教訓，打算將東學組織改成純宗教的團體，去掉一切政治色彩。他刊行了第一代教祖的遺文《東經大全》，本心是想把東學限制在一定的框框之內。然而，刊行遺文，客觀上就是為始祖申冤，是政治性的。崔時亨做事小心謹慎，仍不能完全脫離政治，終於釀成悲劇。

在東學組織中，與崔時亨相反，有些人希望把東學的政治色彩弄得濃濃的，以便為教祖申冤。他們開展運動，認為不動員民眾向當權者進逼，效果就不顯著。崔時亨本人則希望避免同當權者摩擦，在動員民眾方面不積極。東學組織已經壯大，盡管他是第二代教祖，一個人的意見也左右不了整體的活動。熱衷於東學政治化的領袖是全琫準。

全琫準生於1854年，比崔時亨小二十七歲。不能說年輕就過激，他的確是個熱血男兒，但使他傾向於過激的卻另有理由。他出生在農村的書香門第，當然，這書香門第只不過是低級官員的家庭。他的激烈稟性，可能是家族的傳統。父親全彰赫痛恨中央任命的郡守橫征暴斂，襲擊官府，死於杖刑之下。全琫準目睹那種慘狀，自然在心底熾烈地燃燒著對權勢的憎恨之情。加入東學組織後，對於崔時亨的溫和態度，他非常不滿。